《离婚》是作家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3年8月。

该小说讲述了以老李为主的北平财政所几个科员的离婚危机及家庭纠纷。小说以科员老李为切入点，集中展示了特定时代的普通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及其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小说中日常生活的呈现使得老李这个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涵既指向复杂的社会现实，也同时针对其人格中具有的传统文化积淀进行了多向的思考。

作品名称：《离婚》

外文名：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

作者：老舍

文学体裁：长篇小说

首版时间：1933年8月

字数：约12万

老李有一个完整而标准的家庭，上有父母下有妻小，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他对自己的婚姻不满，向往有“诗意”的生活。他的同事张大哥是典型的“老北平”，热心于一切市井中的以及小职员之间的俗务。在张大哥的怂恿和安排下，老李把妻儿接到了身边。然而自己从乡下来的太太却不懂北平的规矩，在宴会上处处成为笑柄，这让老李痛苦不堪。本来疏远而平淡的家庭关系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离婚的阴影时时笼罩在家庭上方。老李在失望于自身婚姻的情况下，对处于弃妇境地的房东家媳妇马少奶奶暗生情绪，将心中理想的“诗意”寄托到她的身上。

突然，张大哥的家庭遭遇横祸，他的儿子天真被抓，众人眼中的“幸福家庭”陷入水深火热。与此同时，老李同事吴家、邱家纷纷闹起了离婚，家庭冲突和财政所的各种是非纠缠在一起。但无论是幻想中的幸福，还是现实中的折磨，老李都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决断，他为此找到的理由是：家庭需要责任。最后，张大哥的儿子被放了出来，几对闹离婚的夫妇全都偃旗息鼓，“臭腐”的社会也照样运转。只是，老李破灭了一切希望，辞去周围人羡慕的一等科员职位，带着太太、孩子重回乡下。

小说《猫城记》在《现代》杂志登完，原是由良友公司放入《良友文学丛书》里。然而事到临期，现代书局又愿意印《猫城记》了，而良友扑了个空。于是，良友向老舍约稿，立索一本代替《猫城记》的，老舍只得答应下来。老舍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七月十五，写了十二万字。离交稿的八月十五早了一个月。写作时，老舍每天早晨七点开始，写到九点，平均每日写两千字。

老李：故事主人公，典型的小知识分子。他是个心思细腻的人，不愿被永远束缚在妻子的叫喊与生活的过分实际之中，总想要追求那么点“诗意”。他环顾四周，将马少奶奶当成诗意的寄托。他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想要个性解放但却不敢真正追求。他不满妻子，但也只敢采取冷暴力。在单位受流氓小赵的欺辱，只能悄悄咧着嘴大哭，却不敢找小赵算账。对马少奶奶的喜欢，老李的懦弱就更加显现了，他甚至将自己对于“诗意”的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马先生回来是否与小马太太离婚上，自己却始终不敢争取。他的怯懦、犹豫，以及受大环境影响下的敷衍、自我放弃，使得他的“诗意”一次次破灭。

张大哥：老李同事。在张大哥眼中，没有什么事是不能用人情去解决的，他将托人情与请客变成一种艺术。儿子天真从小学起，托过多少次人情，请过多少回客已无法计算。后来，他竟把天真五次考中学的失败归咎于“人情没托到家”。张大哥把人情运作当成最可靠的行事途经。正因为强大的人际网络，张大哥的生活春风得意。可天真被捕这场横祸，让他的世界顷刻崩塌：一家之主的自尊心、为人做媒的热心、极力保住职位的野心统统丢弃，生命中的一切失去了重心，活着只为保天真出来。可此时，以往相处亲密的同事们面对张大哥的窘况，几乎袖手旁观。

李太太：李太太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标准农村妇女，他和丈夫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任何感情基础。老李也想要给太太读点小说，但是可笑的地方她并没反应，心里只记挂着给儿子裤子补补，令老李啼笑皆非。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旧式女子，她以夫为天，哺育子女，即使在她察觉到老李对她的冷暴力和精神背叛后，她却没有能力与他辩论和挽回，只敢扇自己的嘴巴以获取同情。

马少奶奶：老李房东家的媳妇。马少奶奶是个与李太太不一样的女子，她的出现使得老李苦闷的人生增添了一丝亮色。她不仅长得美，还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与自由，显得与众不同。她代表着新式的女性，有独立的尊严和思想，她不顾世俗与自己的家教老师私奔，马先生也是马少奶奶对于“诗意”的幻想。她追求自由恋爱下的婚姻，渴望独立，但她却被马先生背叛，最后又不得已原谅了他。

主题思想

作者深入20世纪30年代，将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世俗生活与精神追求中的举棋不定，传统与现代中的左右挣扎，承担国家社会责任还是为个人温饱生存出力之间的犹豫不决，形象而生动地展示出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的心路历程和艰难选择。小说最后老李对马少奶奶的“诗意”感破碎，放弃科员的饭碗离开北平，带着妻儿和丁二回了乡下。这一方面是对现有婚姻的彻底妥协，对传统的回归；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即使不能对社会国家有所助益，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不可能做到同流合污，不会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老李放弃对饭碗和权力的依附，是对污浊现实的不肯妥协，是知识分子无声的反抗，更是是知识分子在其生存现实中无可奈何的选择。

小说《离婚》是老舍反思北京市民文化和抒发人生悲感的重要作品。小说延续了老舍创作注重道德批评的思路，这既体现于对恶人小赵仗势欺人的控诉中，也体现在关于老李仗义帮张大哥、丁二爷除暴杀小赵的侠义想象中，还体现在对张大哥某些妨碍公共理性行为的批评中。小说在张大哥、老李等人人生态度的对照书写中，超越一般道德批评的界限，在存在论层面上探讨人生观问题，批判市民的庸人哲学，叩问诗意生存境界，并且抒发了逃离和反叛只能归于徒劳的生命悲感。这种人生价值追问和人生悲感体验，构造了小说的核心情节，形成小说的核心思想和核心情感，展示了老舍在超越现实功利的层面上对生命存在进行哲学性的思考。小说中的存在追问，立足于老舍对北京市民人生的深切关怀，熔铸着老舍独特的情感体验。

艺术特色

人物形象

老李是典型害了“苦闷病”的小科员，也是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受到冲击最深的也最无能为力的人，尽管这样的人不懂人情世故，但却始终在心里保留一份“诗意”与真诚，这样的“诗意”是美好的也是令人向往的，这样的真诚也是在灰暗社会中难以寻觅的。所以老舍用近乎温柔的笔调描绘出老李的痛苦与彷徨，同时也用尖锐酸苦的手法批判老李的软弱与妥协，用几近同情的语气嘲讽了他的无可奈何，从而一个苦闷彷徨的小知识分子形象就这样诞生了。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一群人——老李们，这群老李们可怜又可悲，他代表的不仅只是小说人物的悲剧，更是一群人的悲剧以及这群人所处时代的悲剧。

小说中，日常生活的呈现使得老李这个人物的精神内涵既指向复杂的社会现实，也同时针对其人格中具有的传统文化积淀进行了多向的思考。或者说，老李既是现实社会的镜子，也是传统文化的镜子，集中折射了彼时知识分子的生活困惑、身份焦虑和精神苦恼。与鲁迅等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一样，老李也是处于“反抗的绝望”与“绝望的反抗”之间的哈姆雷特型人格，只是不同之处在于，老李这个哈姆雷特型人格更多地表现于某种世俗精神结构层面，而非形而上的哲学结构层面。小说主人公老李在世俗生活与精神追求中左右摇摆，在传统与现代中不断挣扎，在为社会国家效命还是为个人小家庭糊口中犹豫不定，具有典型的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特点。

叙述方式

在小说的两个主要叙述对象张大哥和老李身上，分担着“实”与“虚”的叙述方式用途展示的任务，但各自又在虚实之间有所调剂。老张领导着所有的与婚姻相关的事实，他是一根“桩”，将所有闹离婚的人牢牢地拴在了桩上。即使叙述到有关张大哥的抽象观念，也都有一个具象展示方式：他的以婚治国的平衡哲学的表达，是借助于显微镜、天平和汽车等具象物质来进行的。张大哥为儿女担忧的心理过程，除了反常地放弃做媒活动、不见来客和骂人的行为表述，基本略去了从虚处落笔的心理分析成分，最终以心理磨难对形象的影响结束了这一过程。对老李的叙述却总是和抽象概念的陈述联系着，其思维活动明显地受西方近代以来“意识哲学”的现代认识论方式的影响。叙述者的措辞中不乏抽象的陈述“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个永生的乐园，不许自己迷信，而愿有些神秘。”怯懦、折衷、敷衍、妥协是叙述老李的关键词。当然，老李也会做点上街买些食品和为朋友难事奔走的实事。

影视改编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小说家、剧作家。曾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齐鲁大学和青岛大学。1949年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龙须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