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1895—1961），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后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陆军上将。生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1918年在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32年毕业于本宁堡步校。1935年和1937年先后毕业于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陆军军事学院。1942年任欧洲战场美国陆军参谋长，参加北非战役，并任北非盟军参谋长。1946年任驻苏联大使，1949年任第一集团军司令。1950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1954年退休。

中文名：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

外文名：Walter Bedell Smith

国籍：美国

出生日期：1895年

逝世日期：1961年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上将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生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15岁时即入国民警卫队，后为陆军军官，1918年在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美国和菲律宾服役，1932年毕业于本宁堡步校。1935年和1937年先后毕业于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陆军军事学院。1939 年起任陆军部少校参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 年调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秘书，获准将衔。同年9 月出任美军欧洲战场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参加北非战役，并任北非盟军参谋长。1944年艾森豪威尔升任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后，随之担任中将衔参谋长。曾参与制定和实施在北非、西西里和西北欧等地作战的军事计划和行动。史密斯性格冷酷，强硬粗暴，树敌很多，而且害怕上战场。一次，小乔治·史密斯·巴顿发现史密斯瑟缩在一条壕沟里，感到奇怪，近前一问，才知是躲避炮火。巴顿非常生气，因为刚才开炮的是美军炮兵，而不是德国人。一名高级将领畏敌炮火到如此地步，怎么能指挥官兵英勇作战。他把此事报告给艾森豪威尔，可是，艾森豪威尔却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史密斯上前线不行，但是却是一个称职的管家和打手，他可以毫不讲情面地把一个不胜任工作的老朋友解职，而这正是艾森豪威尔所需要的。1943年和1945年曾代表艾森豪威尔分别接受意大利和德国的投降。战后任驻苏大使。1949年任第一集团军司令。1950年任中央情报局长。1951年获上将衔。1953年退役，出任副国务卿。翌年辞职经商。著有《我在莫斯科的三年》和《艾森豪威尔的六项重大决策》。

艾森豪威尔赴欧洲出任盟军总司令前后花了不少时间组建了参谋班子。他的副手是经过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邱吉尔、乔治·马歇尔和阿兰布鲁克子爵等人多次协商后配备的。但艾森豪威尔最关心的是谁出任他的参谋长。

艾森豪威尔看准了史密斯，他当时正在陆军部工作，是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的秘书。艾森豪威尔无数次向马歇尔请求要史密斯，但是，马歇尔不让史密斯走。这样的“拉锯战”一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马歇尔最后终于松了口，让史密斯去伦敦盟军司令部。

史密斯在艾森豪威尔身边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是艾森豪威尔不可缺少的助手。史密斯精力充沛，工作富有效率，既善于同上司和平相处，又善于与下属打交道。史密斯有条不紊地控制着艾森豪威尔的总

部。他决定谁可以见上司，谁不能见。他处理大部分行政事务，是办公室里的“挡驾人”，这也许是他当过马歇尔秘书的缘故，把秘书的职责也主动担负起来了。他经常代表艾森豪威尔出席会议，总是自信地代表他的上司讲话。艾森豪威尔完全信任史密斯。二战结束数年以后，艾森豪威尔还回忆说，史密斯是“完美无缺的参谋长”，也是“个性很强，天生有点鲁莽的”人。

史密斯最重要的职责是沟通盟军总部各个助理参谋长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联系。在史密斯抵达伦敦总部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对他的一位朋友说：“史密斯办事非常彻底，我希望我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史密斯有两名副手。一个是艾尔弗雷德·马克西米兰·格伦瑟将军（日后也做到了欧洲盟军总司令的位子），他是艾森豪威尔的一位老朋友和桥牌搭挡；另一位是 J·M·斯泰格上校，他是英国气象专家。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始终与艾森豪威尔在一起。

艾森豪威尔在每一个具体决策之前，总喜欢首先听听史密斯的意见。在“霸王行动”开始之前，气象情报使同盟军的将帅们大伤脑筋。雨铺天盖地下着，大风把海浪推得一浪高过一浪。飞机无法起飞，军舰难以启航。预定作战的前夕，风雨交加，盟军将帅们都焦急不安地围坐在艾森豪威尔四周。久拖下去，就可能使“霸王行动”夭折，前段时间里的一系列欺骗伪装措施也很可能被法西斯德军识破。正在此时，艾森豪威尔的气象情报参谋斯泰格上校报告说，过几个小时以后有一个间隙，接着的 36 个小时雨将停止，风力中等，轰炸机和战斗机可以在晚间出动。气象情报准确吗?“霸王行动”能否开始?艾森豪威尔背着手，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他在思索。突然间，他抬起头来，眼睛一亮，盯住史密斯。史密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知道艾森豪威尔想听听他的主意，于是说道：“这是一场赌博，但这是一场最好的赌博。”艾森豪威尔欣慰地点了点头，接着他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1946-1949年任驻苏联大使，并建立了搜集情报的间谍网，成为苏联问题专家，中情局首任局长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海军少将干的太差被撤职后，他成为这个局的第二任局长，史密斯精明干练、说一不二，是驾驭“官僚”的官僚。他挑选了艾伦·杜勒斯和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的哈佛大学教授哈格等人充实中情局的领导班子，大规模增加隐蔽行动的特工人员并把中情局的活动范围扩大，延伸到远东，还设立情报咨询委员会，协调各情报机构的工作，史密斯还创造了一种24小时情报通报，使哈里·杜鲁门总统感到满意。中情局的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今。他对中情局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他的领导下，中情局开始走上真正的“中央情报机构”之路 。

美国驻苏联大使史密斯

艾森豪威尔当选之后，史密斯将军原指望自己会获提名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替即将退休的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怎料艾森豪威尔提名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阿瑟·威廉·雷德福，而决定要他当副国务卿，令他错愕不已。在史密斯眼中，福斯特·杜勒斯是个爱说大话的人，因此说什么也不愿当他副手。但艾森豪威尔希望他，也需要他在自己和杜勒斯兄弟之间当个公正的中间人。史密斯把气出在老邻居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副总统头上。尼克松还记得，将军不时来访，“两杯黄汤下肚后就变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也比较随便……记得有一晚我们喝了点威士忌，史密斯情绪一来便说道：‘我向你说件事……我只是艾森豪威尔的小打手……艾森豪威尔得有个人帮他做自己不想做的肮脏事，让他可以摆出好人的样子。’史密斯帮艾森豪威尔监督秘密行动，担任白宫和中央情报局机密业务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他是新成立的“行动协调会”的主力，负责执行总统和国安会的秘密命令，监督中情局依令执行，并亲自挑选驻外大使在执行这些任务上扮演核心角色。在史密斯担任总统的秘密行动监督的19个月里，中情局只做了两项在中情局史上列为大成功的政变。解密的政变记录显示，成功是靠贿赂、胁迫和暴力，而不是依赖隐秘、窃密和诡计。尽管如此，他们却创造出中情局是民主军火库里的一颗银弹的传奇，使该局获得了杜勒斯梦寐已久的光环。

日内瓦会议时，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顽固派，推行敌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两国代表团的成员几乎每天都要在会议厅里碰面，杜勒斯却不允许他的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人接触。他嘱咐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厅或走廊上遇见中国人时不予理睬。他本人发誓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说什么除非他的汽车不凑巧同周恩来乘坐的车子相撞。

日内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不久，杜勒斯离开了日内瓦。美国代表团改由艾森豪威尔的战时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任团长。在全体会议的某一天，一位记者问史密斯将军，他同周恩来是否有什么接触。他开玩笑说，他同周恩来的唯一接触是共同使用卫生间里那条长长的卷筒毛巾。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比德尔·史密斯有所松动，他在酒吧间里主动找周总理的翻译攀谈。虽然他们不过是随随便便地交谈，这个姿态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周总理觉得美国代表团中并不是每个人对中国的态度都与杜勒斯一模一样，他决定直接同比德尔·史密斯打打交道。

第二天，周恩来走进酒吧间，看见比德尔·史密斯在柜台前正往杯子里倒咖啡。他径直向史密斯走去，伸出他的手。比德尔·史密斯猝不及防，不由得一愣，但是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左手夹着一根雪茄烟，急急忙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故意显示他的双手忙不过来。无论如何，中国总理已把坚冰打破，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友好交谈。史密斯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和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

不久以后，比德尔·史密斯发现了一个机会把刚刚开始的联系继续下去。那是在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会议休息室里与人谈话。史密斯走上前去向中国总理问好。他评论这次会议说，会议是富有成果的，他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忱的祝愿。他还说，总理的外交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能结识总理而感到高兴。周恩来回答说，“上次我们见面时，我不是首先向你伸出手吗？”这句话使史密斯想起他那“两手忙不过来”的滑稽动作，不觉有些发窘。他笑一笑来掩饰自己的窘态，临走的时候，用肘碰了碰总理的胳臂。

为什么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始终没有鼓足勇气同中国总理握手呢？对这个问题，中国代表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很久以后这个谜才被解开。事实是，当杜勒斯还在日内瓦的时候，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同中国人握手。难怪比德尔·史密斯和总理初次会面时莫名其妙地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起一杯咖啡，第二次会面时用肘碰一下总理的手臂，而不握手。尽管杜勒斯是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律师，精明狡诈，他却忘了在不得握手的禁令之外再加上一条——不得用肘碰对方的胳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