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发端于美国的一种政治学革新思潮和运动。它以批评、修正行为主义政治学，倡导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相关联，加强应用性研究为要旨。因与行为主义政治学密切联系而得名。代表人物有D.伊斯顿、G.格雷厄姆、G.卡瑞尔、E.桑道斯、J.普莱福德等。

20世纪60年代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美国国内反对侵越战争、反对贫困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行为主义政治学对这种现实无力解释，暴露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缺陷。美国政治学界在“新左派”运动和“反文化”思潮影响下，纷纷抨击行为主义政治学。一批青年政治学者组成“新政治科学核心小组”，以表示他们对现存的政治学理论的不满。1969年，新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伊斯顿发表题为《政治学的新革命》的就职演说，标志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以现象学认识论为基础，认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客观存在于人们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祛除”不过是掩盖其保守主义倾向。政治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在评价问题上持中立态度，不能将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政治学研究应着重“关于统治目标的系统的考察”,注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肯定“规范”在经验政治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迫切性，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抽象的分析和描述，使政治学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强调政治学必须关心人类所处的环境，关心社会政治问题，注重政治和社会目标与行为的关联。呼吁政治学者承担社会责任，将自己的特殊知识付诸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即政治学要“政治化”。针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宁可错误,也不可含混不清”的口号,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倡“宁可含混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指责行为主义政治学过分注重方法与技术的精确，狂热地追求科学主义，忽视了政治学存在的意义；认为实质性的内容比高深严密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更为重要，提倡政治学要向应用性方面发展，加强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的结合，价值和科学方法的结合。在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推动下，欧美政治学逐渐向政策科学过渡，运用决策分析、理性抉择、博弈论、政治心理学等方法研究可行的公共政策。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诩为“取向未来的革命”，是“理智与道德觉悟的运动”，它并不完全否定行为主义政治学，只是在研究方向与内容上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加以修正，赞同行为主义政治学要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主张,并在以下两点上与行为主义政治学意见一致:所有与政治有关的事物都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是对同政治有关的问题作出概括性的论述。行为主义政治学并不是一个发展完善的学说或流派，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但基本方向为伊斯顿所称,要使政治学变得“更有创造性和更富有想象力”。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有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的趋势。

1.政治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

2政治学科政治化

3应该恢复传统政治学研究应有的地位

4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定量分析过于热衷，应当运用计算机，模拟法，控制论，博弈论等科学手段和方法对实际政治内容，特别是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后行为主义这一目的与方法并重的主张，得到了与来越广泛的赞同。

5重视研究国家

6重视政治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