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属明时期(越南语：thời thuộc Minh /时属明1407年—1427年)，在越南被称为“第四次北属时期”（越南语：thời Bắc thuộc lần 4 ）。

这一时期是越南（安南）被中国明朝永乐、洪熙、宣德三代皇帝统治的历史时期，共20年，是越南北属时期的一部分。 在这一期间，明朝消灭越南胡朝，改称越南为“交址”（又作“交阯”及“交趾”，当时国境相当于现今越南中部及北部），扫平意图恢复陈朝统治的后陈朝势力，建立起府、州、县的中央直辖方式，采取移风易俗及推行儒学教化的政策。张辅、黄福等官员与当地官员相得益彰，政治颇为良好，但是张、黄二人调度太过于频繁，留守将领李彬死的太早，加上明朝派去的宦官课税颇重，官员经营和管理交趾，确实存在许多疏忽和弊端，激起越南人民反感及叛变，尤以蓝山豪族黎利最具影响力，并于抗明十年战争（1418年─1427年）后结束属明时期。

在该时期里，中越两国的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对越南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文名：安南属明时期

别名：越南第四次北属时期

时间范围：1407年 至 1427年

越南语：thời Bắc thuộc lần 4

背景

历史上，中国与越南一向有着密切的联系。越南古称安南，也称交州、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后晋时，交趾唐林州人吴权自立为王，这是安南独立的开始。洪武年间，安南成为明朝的藩属国。明朝永乐年间，安南陈朝发生陈氏与胡氏的内讧，胡季犛（本名黎季犛，即位后又改名胡一元）篡位建立胡朝。明廷支持陈天平，攻打胡氏父子。永乐四年（1406年）1月，明廷派张辅首次出征安南，明军出师仅一年，就大获全胜，消灭了胡朝。

1400年，陈朝权臣胡季犛篡位，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不久后自称太上皇，由儿子胡汉苍即皇帝位。由于前朝陈氏原是向明朝称臣，世世受明册封，凭著篡夺得国的胡氏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于1403年农历四月丁未遣使赴明，向刚起兵夺位的明成祖声称陈氏“宗嗣继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 ，欲借此声称自己具有统治资格，要求明朝册封。明成祖派杨渤到越南观察后，当地陪臣耆老跟随他向成祖上奏称“众人诚心推臣权理国事” ，明廷一时再没有怀疑的理由，便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

明成祖

1404年农历八月乙亥，陈朝遗臣裴伯耆到明廷，控诉胡季犛父子“弑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灭此贼，荡除奸凶，复立陈氏子孙” ；八月丁酉日，有一位自称陈氏子孙，名叫陈天平的人（越南史籍写作“陈添平”，《大越史记全书》称他的身份本是“陈元辉家奴阮康” ），从老挝入明，亦向明帝诉说胡氏篡位的经过，要求恢复陈氏统治。 其后，明成祖当着胡朝的来使面前，安排陈天平与他们会见，使一众来使都错愕下拜，甚至涕泣，适值裴伯耆在场，向来使责以大义，场面紧张。 明廷于是对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员查核实情，胡朝明白势不得已，唯有承认责任，要求“迎归天平”。

另外，明越两国又因领土问题出现外交风波。1405年，广西省思明土官及云南省宁远州土官向明廷控诉，辖境猛慢、禄州等地被越南所占。为此，明廷于该年农历二月，遣使责难胡朝，要求归还禄州，胡朝便被迫将古楼等五十九村交给明朝政府。

胡朝虽然愿意息事宁人，但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其后，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节，都遭扣留，不许回国。明廷又派员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险要之地，以为日后南征的准备。 另外，胡朝的南邻占城，曾于1404年遣使入明，声称遭到胡氏“攻扰地方，杀掠人畜”，并进一步“请吏治之”， 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

不过，明成祖仍未敢轻言出兵。1405年年底，云南将领沐晟建议出兵，却遭明成祖反驳说：“尔又言欲发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怀远人为务。胡奃虽扰我边境，令已遣人诘问，若能摅诚顺命，则亦当弘包荒之量。” 至于陈天平的处置，明廷则决定送归越南，并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为国主。 越南方面，胡朝有感于对明关系紧张，亦积极防备，重编军制，在多邦城（陈仲金说位于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加强防守，于各个河海要处装插木桩陷阱，整顿军库，招募人民有巧艺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对明主战或主和，意见分歧甚大，有官员认为只好“从他（明朝）所好，以缓师可也”，左相国胡元澄则认为只决定于“民心之从违耳”，对明作战并无十足把握。

明军南下

1406年，明朝派镇守广西都督佥事黄中领五千士兵（《大越史记全书》称领兵十万），护送陈朝“前国王孙”陈天平回越南（《明实录》把事件列在该年农历三月丙午；《大越史记全书》则列入农历四月八日）。当进入越南境内的支棱隘时，遇上胡军截击，明军不敌，陈天平及部份士兵被俘。陈天平经胡朝审讯后，被“处凌迟罪”。明成祖得悉后大怒，便“决意兴师”。

同年年中，明成祖派总兵官朱能、左副将军沐晟、右副将军张辅、左参将李彬、右参将陈旭等领兵 （《大越史记全书》称共有八百万人，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可能有夸大 ），分兵两路，开进越南的白鹤江会师，一边向越南腹地步步推进，一边发出檄文向越人呼吁胡季犛父子的行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国”，并列出胡氏“两弑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征，剥削不已”等二十大罪，又称明军的到来是“吊尔民之困苦，复陈氏之宗祀” ，以使民心动摇。果然，不少越人“厌胡氏苛政，罔有战心”，有助明军前进更为顺利。农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胡军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军亦看准该城位于河边，有较大面积的沙滩可供抢滩，于是分兵进攻，成功以火铳击退胡军象兵。其后，明军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东都升龙，并大肆掠夺，“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

收复越南

明占越南形势图

1407年年初，明军攻破升龙后，向胡朝的首都清化继续前进，胡氏皇子胡元澄领军退守黄江（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红河），与胡季犛、胡汉苍会合。明将沐晟则进驻木凡江（在今越南河西省，与黄江相接）预备出击。农历二月，沐晟沿江两岸击败胡元澄军，追击至闷海口（在今越南南定省），因军中爆发疾疫，明军移师到咸子关立塞备战。农历三月，胡军集合水步大军七万，号称二十一万，与明军爆发咸子关之战。结果胡军溃败，大批兵士溺毙于该处河流，无数船只及军粮沉没，胡氏父子败逃，最终在农历五月十一日在奇罗海口（在今越南河静省奇英县）被明军俘获，胡朝灭亡，领土被明朝占领。据当时的统计，越南土地人口物产资料为：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 （※此一统计数字，按《明实录》记载的1408年农历六月的计算，则是“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共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余只，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件。” ）

胡朝亡后，明成祖在农历六月癸未朔下诏，声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越南原本的陈氏王室着想，“期伐罪（指胡朝）以吊民，将兴灭而继绝”，并打算对“久染夷俗”的越人“设官兼治，教以中国礼法”，以达致“广施一视之仁，永乐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陈朝子孙被胡氏杀戮殆尽，无可继承，于是在越南设置“交趾都指挥使司”、“交趾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趾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将之直接管辖。

地理建置

越南第四次北属时期地图

1407年农历六月，明朝消灭越南胡朝后，声称为了回应当地官吏耆老“原复古郡县”的请求，便将之改名“交趾” ，依照明朝中国的行政区划模式，设置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三司”。接着，明廷在交址设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多个县，以及五个直隶布政司的州，分辖二十九县，在要地则设十一卫、三所，一市舶司。

户口管理

明朝对交址人口，采取与中国相同的黄册制度来办理。官府把交址人丁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制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发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须抓去当兵。

明人官府的薄册，会登记交址境内每一里（在乡村，则设立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十户为一甲，里有里长，甲有甲首）、一坊（城市）及一厢（城郊）的所有丁数及田数。孤寡残疾者则另用称为“畸零”的簿册来登记。这些簿册又会在卷首绘画地图。簿册编制完毕后，即抄成一式四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三份封面为青色，交给交址承宣布政使司及各府、县保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

经济赋役

明朝对交趾采行多项税务及赋役制度。负责征收的官员，在府州县有税课司、河泊所副使等，另外有本场局使副等名目。1414年，明廷规定交址每亩田征粟五升，植桑沙每亩征丝一两，每一斤丝征绢一匹。明政府又设盐税，交趾人民每月煮盐若干，送交提举司收藏，待承宣布政使司检验后，才可发卖。若私煮或私卖，则会被判罪。

明朝又加紧开取交趾资源，运回中国。凡是金银矿产，都设官督民开采。在山林地区，令人民寻找象牙、犀角。在海滨地区，令人民到下海采集珍珠。另外，土产如胡椒、香料，以及珍禽异兽如鹿、象、龟、雀、猿、蛇等，都大肆搜刮，以带回中国，以致民不聊生。

文教及选拔

明朝政府在交趾开设学校，访求有在儒学、医术、僧道方面有才能的，都委以官职，并使之教授有关才艺。而在交趾人的学习课程方面，明廷把中国儒家典籍中的《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颁发给各州县做读本，并派僧道传布佛教、道教。

对交趾知识分子，明廷在占领之初便致力招揽。如在1407年农历六月癸卯，明成祖向交址总兵官张辅等下令，将该地“怀才抱德、山林隐逸、明经能文、博学有才、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武艺智谋、容貌魁伟、语言便利、膂力勇敢、阴阳术数、医药方脉之人，悉心访求，以礼送赴京擢用。” 后来更制定了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措施：起初规定府学每年两名入选，州学每两年三名入选，县学每年一名入选。后来改为：府学每年一名入选，州学每三年两名入选，县学每两年一名入选。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府州县地方官员负责，安排生员在入选后第二年的农历正月一日进京朝觐。至于入选为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条件，则是“不拘入学年月浅深，择有学行者”。

习俗民生

明朝统治交趾期间，曾实行与越人习尚及生活有关的措施。按越南史家陈仲金的说法，明廷是企图“使安南人同化于中国人”。 不过，其若干措施，亦如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所说，是“稳定社会秩序”具体情况是：

祭祀：1414年农历九月，下令设立文庙、风云、山川等神坛壝，依时进行拜祭。

衣冠服饰：1414年农历九月，男女不许剪发，妇女必须穿短衣长裙，与中国衣冠制度相同。

民众待遇：在战事中死亡的将士民众，均予以妥善安葬；年迈有声威者，给以礼遇；鳏寡孤独无依者，设养济院收容。又对被胡朝迫害惨死的陈朝贵族，给以追赠谥号及修理坟墓。

驿站制度

1415年农历十月，明廷听从总兵官张辅的建议，从广西钦州地区至东关城（今越南河内）一带，建立驿站系统。于是，明政府于东关城至慈山府嘉林县（今越南北宁省嘉平县）设置马驿；另外，明政府又在至灵县（在越南清化省）、东潮县（在越南海阳省）而到与钦州接壤的万宁府，设置水驿，以便公文传递。

兵制

1416年，明总兵官张辅在交趾抽调人民当兵，方法是：在设有卫所的地方，每户抽三丁当兵，而清化以南，因人口较少，每户只抽二丁为兵。在没有设立卫所的地区，则在险要处设立堡栅，由民兵负责把守。

历史原因

中国明朝收复越南不久，越人便奋起抵抗，虽然多次遭明军平定，但起兵潮流仍此起彼落，持续了二十年，最后更成功驱逐明人。越人之所以要发动抗明，越南近代史家陈仲金简单归纳为两点：“陈朝宗室还有人企图恢复旧业，况且我国尚有许多人不愿做中国的奴隶”。 详细而言，则有如下因素：

明朝官府的压迫：明廷在越南实行的统治措施当中，无可避免地扰乱了越人的生活，加上派往越南的官员，往往以高压控制，使当地人大感困苦，《明史》记载“交人（越南人）苦中国约束，又数为吏卒侵扰，往往起附贼，乍服乍叛。” 较显著的例子是侵渔当地百姓的中官马骐，连交趾承宣布政使司也无法禁制，“马骐贪暴，洽不能制，反者四起”； “中官马骐以采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但是明政府仍不恤当地民情，刑罚严酷，使起事者有增无已。 抗明势力之一的清化蓝山豪族黎利，曾忆述他的起兵，本是不得已地被明人迫出来的：“及其（明朝）贼虐愈甚，民命弗堪，凡有智识者，皆被其害。朕虽罄家所有以奉事之，冀其免祸，而彼害朕之心曾不少恕，义兵之举，朕实出于不得已焉耳。”

交阯之失，原因非常复杂，而用人是最大的失误。交阯初入疆土，正当抚恤，可明朝只把这块“新疆”当作利源，实行敲骨榨髓的剥削，光每年进贡孔雀羽毛即达一万支。交阯地处边远，内地士人都不愿意到那里去做官，交阯州县官员多是西南地区云、贵等省之人，或官员劣转、贬谪，都把他们打发到交阯去。这种状况使得交阯地方官员的素质普遍较为低下，百姓何以依靠？当战乱起来时，朝廷战略方针左右摇摆，择将又十分轻率失宜，使得交阯分崩离析之势一旦形成，就无法挽回。处理交阯军政，必用一位素有威望、熟知地理民情，且为交阯人所畏惧的名将，昔日三平交阯的大将军、英国公张辅，可称不二人选，当时他年龄也不算太老。但不知何故，朝廷没有起用他。当宣宗放弃招抚之策，决心一意进剿后，先用的是荣昌伯陈智和都督方政，岂知这两个是死对头，素不想能。二人战败后，又用年轻的成山侯王通担任总兵官。王通出身勋臣之门，其父王真是靖难功臣，追封宁国公。王通虽是将门之后，却无多少将才，更乏威重之势，对交阯的情况也不太了解，朝廷竟如此轻率地将祖宗之业及数十万军民的性命托付此人！

陈朝支持者的企图恢复旧业：1407年十月，明朝灭胡朝后不久，便有简定帝陈頠的起兵，务求“兴复陈室”，历史上称为后陈朝。 到重光帝陈季扩领导时，更是“豪杰从风响应”，声势浩大。

民族因素：越共学术机关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提出，越人起义抗明与民族气节有关，“我国（越南）人民仍然保持了象征著民族的崛起和自豪的英雄气概。从明军侵占我领土、践踏民族独立的时候起，我国人民就在全国各地拿起武器跟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到后来黎利得胜后发布的《平吴大诰》，便提出中越本为两个不同的国家：“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此种概念，成为越人起兵抗明的动力之一。

陈氏遗裔起事

1407年，明军占据交趾后，访求陈氏子孙，但近代越南学者陈仲金却认为这只是故意欺骗，以便杀害，因此无人敢出。到该年的农历十月初二，陈頠（旧号简定，据越南史载是陈艺宗的次子）在谟渡（在今越南宁平省安谟县安谟村）与陈肇基起兵，自称“简定帝”，建元兴庆，是为后陈朝，在乂安、化州一带活动，曾降明军的邓悉改投陈頠，于是军势逐渐强大，更于1408年农历六月的日丽海口之战击败明军，窃据了乂安以南的国土，这令交趾的明人官署感到难以收拾，向明廷上奏“逆贼简定、邓悉等聚众，请益兵剿之。” 到农历十二月中，陈頠会合顺化、乂安、清化等地军队，准备进攻东都。明廷派大将沐晟与都指挥使司吕毅所率领的四万云南兵讨伐，并在逋姑杆（在今越南南定省）与陈军爆发激战，结果明军大败，吕毅战死，沐晟退至古弄城（在今越南南定省懿安县平格村）。陈頠正想乘胜追击时，被邓悉劝阻，于是后陈朝发生内讧，邓悉被诛，邓悉之子邓容到清化，并找到陈艺宗之孙陈季扩，于支罗县（在今越南河静省）尊立为帝，年号重光。其后，陈季扩乘着陈頠忙于跟明军作战之机，俘虏陈頠，尊为太上皇，以图一同抗明。

明廷调兵遣将，务求镇压交趾的动乱。1409年农历二月，派张辅为总兵，王友为辅，率军进入交趾救援。张辅先追击陈頠，于美良县将之擒获，俘送金陵。陈季扩则逃回乂安。张辅军所到之处又多行杀戮，甚至积尸为山、抽肠系树、煎肉取膏、炮烙为戏等等，尚生存的则被掠为奴婢而转卖。

1410年以后，陈季扩军与明军周旋后，始终无力抵御，向明廷求封请和又不被接纳。1413年农历四月，张辅军攻打乂安，陈季扩军缺乏粮食，残存者仅十分之三四。最终，张辅攻破化州，陈季扩潜逃不遂就擒，被押解燕京途中投海自尽。后陈朝告终。

民变蜂起

除陈氏遗族的反明抗争外，尚有其他多股起事势力，情况如下：

安南属明时期起事势力

起事	战况
同墨	1410年，清化人同墨自称“掳掠将军”，曾击破明军，俘获明军指挥，并获陈頠授任“清化郡府管”，但最终亦溃散。
阮银河	势力较次于同墨，但“亦诸豪之尤者”，最终亦溃散。
黎蘃	清威人黎蘃杀明军都司卢旺，据慈廉县，明人愄惧，后来溃散。
黎康	清潭人，拥众拒敌，最终溃散。
杜桧、阮嚣	长安人，拥众拒敌，最终溃散。
红衣起义军	起源于太原省的少数民族起义军，常常身穿红衣，开始活动于1410年。“红衣”起义军后来扩大到越南北部、西北部和清化省及义安省山区，对明政府所造成的损失甚大。据《明实录》所载，到1426年农历三月，太原、宣化二府仍有一批“红衣黑胸”，号称“红衣贼”的抗明起事部队（明人称这与“交趾宣化、嘉兴等府贼首周庄等纠合云南宁州红衣贼”有关而且太原、宣化邻近云南的宁远州），每当明军征讨，便逃入山林，明军撤去便再出来继续行动。
陈月湖	在清化磊江纠合“蛮人”起事，自称月湖王，1415年农历十月被明军击败俘获，送到南京处死，余党郭元庆相继被歼灭。
阮贞	阮贞等人在陆那县地区起事，1417年农历闰五月被明军平定，处死。
黎核、潘强等	顺州人黎核、潘强、土官同知陈可论、判官阮昭、主簿范马缓、千户陈恼、百户陈吾侪、南灵州判官阮拟、左平县知县范伯高、县丞武万、百户陈巴律等起事，参与人数达千余人，1417年农历六月被明军所平。
杨进江	1417年农历十月，杨进江在北昼等寨起事，为明军平定，杨进江等被处斩，余众溃散。
潘僚	1419年农历七月，乂安知府潘僚（亦为当地人）因明政府逼取金银，便起兵包围乂安。后来被明将李彬击败，逃到哀牢。（《明实录》称事件发生于农历八月，又称潘僚失败后到玉麻州投靠当地土官，被李彬遣人追捕）其后，潘僚于十一月集合“红衣贼”千余人对抗明军，战败，逃入老挝。
范软	1419年农历十月，范软等在俄乐县巨勒册聚众起义，被明军击破，处斩范软。
陈直、武贡等	1419年农历十一月，乂安府偈江县地区的陈直自称“金吾将军”，与“红衣贼”联合起兵。另外，该县的淘金户武贡、耆老黄汝典，以及丘温县人农文历、武定州人陈大果、快州人阮特、善誓县人吴巨来均起事反明，不久被明军剿捕。
郑公证、黎行等	1419年农历十一月，郑公证、黎行、范善、阮持、阮多构、陈芮等，见东关城（即东都）防守薄弱，一同起兵，但均被明将李彬所败。
陶强	1419年农历十一月，嘉林州善才县人陶强起事，曾一度打败明军，但最后亦被李彬遣将击破，最终，陶强被明军擒杀。
丁宗老	1419年农历十二月，建平府大湾县丁宗老等起兵，不久被明军所平。
范玉	安老县（在今越南海防地区）涂山寺僧人范玉聚众起兵，自称“罗平王”，建元“永宁”，建置官属，于东北沿海一带活动。1419年农历十二月，明军击破范玉军队，范玉脱走。
黎饿	1420年农历六月，出身家奴的黎饿，在谅山一带诈称陈睿宗玄孙，纠合数万人起兵，自称“天上皇帝”，改元“永天”，攻打昌城、平滩栅等地。后来被明将李彬以大军击败，黎饿逃去，不知所终。

黎利暴乱

蓝山起义的领导人物黎利

1418年农历正月，清化梁江蓝山乡的豪族黎利发动起义，自称“平定王”，盘踞该地与明军对抗。明军征讨数年，还未能将之消灭，便尝试采取利诱策略。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的记载，1423年农历四月，明将陈智、山寿等给黎利军送来大批牛、马、鱼、盐，及谷物农器，目的在于招诱黎利。黎利亦派人赠送金银回礼，并暗中作出防范。明军了解到黎利不愿妥协，便扣留黎军来使，此举反令黎利更坚定信念，“帝怒，遂绝之，将士发愤，皆誓死战”。

1424年，黎利听从少尉黎只的建议，制定了“先取茶隆（在今越南乂安省），略定乂安，以为立脚之地，资其财力，然后返斾东都”的方略，在越中地区日渐坐大，包围西都，进占顺化、新平等地，明廷也不得不多派兵员赴越增援。1426年，黎利军进迫河内，明征夷将军王通会合十万大军迎敌。农历十月，在崒洞之役（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