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贤（1481～1519），字崇德。泗州卫（今江苏盱眙县）人。明监察御史。少而聪慧，读书过目不忘。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中会试第一名（会元），授行人司行人。当时武宗皇帝日耽逸乐，荒于政事。而盘踞江南的宁王朱宸濠又潜谋政变。内监江彬、钱宁等俱以嬖幸掌握兵权，又都受宁王的贿赂，怂恿、诓骗武宗南巡，企图乘机下手。正德十四年，南巡车驾准备于三月十九日启行。朝野“人情咸怀疑惧”，而将相大臣尽钳口不言。而且当时江淮一带受灾荒歉，民生困窘，沿途州、县闻令科敛，“疾苦哀怨之声嚣然”。李绍贤与翰林院修撰舒芬共同发誓，挺身进谏，挽留圣驾。黄巩、舒芬、李绍贤等遂上疏谏留，李绍贤与余廷瓒共同签名的奏疏，用词尤为激烈中肯。武宗大怒，令全部打入锦衣卫狱。接着又令带枷锁跪于午门外五天，每天只许小太监给一次饭，“家人无敢祈者”。江彬、钱宁等又进行审讯，百般凌辱。他仍然“极口称驾出必不利，毅然无少屈”。不到一个月，又令他与余廷瓒等脱去衣服，杖责五十，结果二人都死于杖下，但武宗终未去成。嘉靖初年，李绍贤得以平反昭雪，追赠为监察御史，遣官谕祭。

本名：李绍贤

字：崇德

所处时代：明朝

出生地：泗州卫盱眙

出生日期：1481年

逝世日期：1519年

弱冠见志为官清廉

李绍贤，字崇德。据清康熙《泗州志》、光绪《盱眙县志稿》等载，绍贤“先世巢县人，六世祖（李）文随东瓯王汤武襄战采石有功，擢百夫长，隶泗州卫，遂籍盱眙。其曾祖（李）宣、祖（李）华、父（李）本，皆有隐德，尤好士乐”。

李绍贤生于明成化辛丑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十一月七日，幼时便聪敏“颖异，不群凡儿。及冠，见大志，负时名。孝友恺弟，称于乡族。”正德丁丑科（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时年26岁。绍贤“观政户部，未浃旬部”，发现“银饟边例，有火耗”，不少地方官员利用碎银的“火耗”折扣搜略资产，中饱私囊，多者贪银数万两。绍贤虽羡，却洁身自好，更不会假义而取之为己，一向以寒民素士自称，即使偶有地方官员分之值数百金之利，但他略而不诱，一概拒之。李绍贤的廉洁自律得到众官员和百姓的赞誉，也得到皇上的赞赏。不久，便入行人司，授行人，正八品，掌捧节、奉使。所谓“行人司”，是专“掌传旨、册封等事”的机构。朝廷“凡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征聘贤才，及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则遣其行人出使。”所以，行人司的行人可执皇上圣旨，传帝王旨意，可谓位高权重。

凛然大义秉公正言

到任行人司月余，李绍贤便带着孝贞纯皇后的遗诏，往江北至徐州，予以开旨宣读。徐州因水次仓守，为宦官奸党当道，故以群阉（太监）势焰熏炙，不可一世，地方官员都惧怕宦官，不敢得罪。

李绍贤率众吏视察州卫职官，看到太监宦官竟然冠冕堂皇地列为其中，还占据主席，觉得有违礼制，不成体统，便想好好煞煞这些阉官的威风。绍贤便高傲地站到最上席的位置，俨然是此席的班首，他右手举着孝贞纯皇后的遗诏，自己自然立于诏书之左，然后从容说道：“按照大明礼制，宦官只能为后宫奴婢，此乃为职官聚席，非后宫之宴，宦官不得与职官同礼。”于是下令，将所有宦官之席全部撤除，仅留职官之席。

这些宦官平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怎受此等侮辱？欲于抗拒，但见绍贤立于班首，手举皇后遗诏，仪表堂堂、犹如泰山，大义凌然、傲然怒视，这些宦官一个个面面相觑，虽不情愿，却惧于绍贤的威严，只得怏怏离去去。

在场的官员们平日受宦官之气，敢怒而不敢言，今见到绍贤有“不怒而威者”的仪态，为大家出了一口恶气，不由地欢呼起来。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行为怪异，很不安分，喜欢游猎，离宫索居，堪称皇帝中的一“怪”。数次微行，猎游无度，大臣们很不放心，经常上疏劝谏，但正德帝根本不听。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十九日壬子，正德帝又将巡两畿、山东，祀神祈福，准备东巡祀岱宗，历徐扬抵南京，下苏州，复溯江浮汉，登太和、太岳。而当时江淮岁大祲，群黎方困，疾苦哀怨之声嚣然遍南服，此行路线徧中土繁丽，安全很成问题。且宁王宸濠久蓄异谋，结党营私，与近幸相结，人情汹汹，惧变叵测，草莽伏戎，危机重重。朝廷将相大臣多从劝谏，希望正德帝取消此行计划。李崇德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同里，更是忧心忡忡，多次进言皇上，却屡遭冷遇。

诤臣烈谏命丧午门

据《明史》《已卯纪事》等载，当朝状元、翰林修撰舒芬就武宗南巡事发起劝谏，李绍贤立即响应，连疏入谏。兵部郎中黄巩、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等都跟着上疏。紧接着，吏部郎中张衍端等53人也联名上疏，礼部、兵部36人联名上疏，异口同声地反对明武宗巡幸江南。就连御医徐鏊也加入上疏行列，从养生的角度劝阻南巡。反对南巡的官员阵容强大，占了京官大半，形成了一片强大的反对与声讨浪潮。明武宗对此大怒，命舒芬等107名官员戴上梏孥，在午门外罚跪五日。当时北京连日阴雨，风霾昼晦，午门前广场积水三寸，舒芬、李绍贤等107人被锦衣卫押到午门前，齐刷刷地跪了下来，一个个痛哭流涕，大呼先皇明孝宗。

李绍贤跪在午门之前，更是双手将谏疏高举过头，大声呼号：“吾乃与太祖同里。当年太祖率盱眙子弟兵起兵抗元，转战南北，血雨腥风，攻城略地，才有了朱家天下、大明江山。臣等为了大明江山可上刀山、下火海，即便肝脑涂地、身首异处，也在所不辞。皇上啊，此时江淮大浸、时事不稳，且有奸党图谋，危机四伏，皇上万万不能因一时愉悦而于大明江山不顾啊！”绍贤之声，句句血、声声泪，感染了在场所有正直的官员。

这107位官员上遭雨淋，下遭水淹，一个个如同落汤之鸡，饭食不济，饥渴难当，头昏眼花，体力不支，不少人当场晕倒。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实在看不下去，也脱下上衣，用锋利的刀刃架在胸前，肉袒戟刃胸以死谏。正德帝更是气的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命将107人跪完五日后，每人再打30至50廷杖，打完后逮捕投入锦衣卫监狱，再作罢官、贬职或流放处理。三月戊午，命杖舒芬等107人于阙下。四月己卯，杖黄巩等39人于阙下。先后有146名谏臣被罚跪、廷杖于午门，当即杖毙者11人。李绍贤本来就身体不佳，又连续五日在风霾雨晦中罚跪午门，再于阙下遭廷杖50，当即便皮开肉绽、昏死过去。绍贤在行人司的两个仆人欲将他抬回行人司，可行人司司正害怕引火烧身，拒绍贤之于门外。两个仆人无奈，只得将他抬到庆寿寺，祈求僧人给予救治。庆寿寺的僧人们看到绍贤遍体鳞伤、气息奄奄，个个掩面而泣、泪流满面。虽经僧仆尽力相救，却无力回天，忠烈谏臣李绍贤死焉。

魂归故里厚葬龟山

李绍贤死后，其二仆只得匆匆将其殡之。而此次劝谏发起人之一，明正德状元、翰林修撰舒芬因遭朝廷贬遣，勒令急速离京，当时未能参与老友绍贤的安葬。

舒芬身为当朝状元、翰林修撰，也因疏谏被罚跪五日、廷杖30，后被贬至泉州市船舶司任副提举，圣旨一下，必须即日启程离京赴闽。舒芬多想去看看绍贤，却难遂心愿，无奈之下，只好带着遍体鳞伤即刻南行。到了泉州后，立即亲自为李绍贤题写了《行人李崇德墓志铭》，洋洋大篇，记载了李绍贤的其人其事，铭曰：绍贤“孝友称于族，恺弟称于乡，义理称于友，文章称于主司，干局称于观政”。“此缙绅逮击，多以迕此辈，君略无忌，直怒视之耳。惜乎，仕未久，政未及，未见其大行，斯人也，而数止于斯耶”。

后来，李绍贤的家人将奉其柩归里，从京城千里迢迢运灵柩至盱眙，葬于盱眙城北的下龟山。（《光绪志·古迹》行人李绍贤墓，治东北下龟山。）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明世宗朱厚熜即位，改年号嘉靖。世宗继位后，对午门谏疏官员予以抚慰，对受午门廷杖和流放贬职的官员重新恤录。对李绍贤予以恤录谕葬，赐“忠端御史”，例祀乡贤。

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王士祯在为李绍贤五世孙李嶟瑞《后圃编年集》作序时称：“余少司李（推官）扬州，搜辑淮南历代遗事，得盱眙忠端御史李崇德先生死节状，慨焉慕之，以为江淮间正气钟此一人，所谓‘在天为河岳，在地为日星’者耶！”“盱眙一小邑，自臧质抗守，名闻天下；后得申之之诗，复壮淮南之气，而迩来崇德先生为尤烈。”

名煜后世忠烈千秋

乡人对李绍贤的忠烈高德尤为敬仰，有邑绅倡导，为李公崇德先生辑书一卷，书名《显忠录》。乾隆志载：《显忠录》，邑人为李绍贤辑，收录舒芬《行人李君崇德墓志铭》，崔铣《已卯纪事》，邹守益《行人李崇德赞》，赵复卿《诤臣李崇德传》。对李公绍贤赞言褒扬，太史崔公铣述其始末，载诸信史，用垂万世，云君子曰：士为效忠为志者也，当国家无事时，高位厚禄，以荣宠其身，而一膺事变，窜身避祸，视国家事若无与己者，亦何贵于士？若李公者，真无愧矣。

后来，人们为了崇敬李公崇德，定东乡为“怀德乡”（明万历《帝里盱眙县志》）。在泗州城专门建有显忠祠，祀行人李公绍贤。该祠建成后，终年香火不断，前来祭祀者络绎不绝，后来泗州城淹没，该祠废圮（清乾隆《泗州通志》、光绪泗虹合志）。

李绍贤一生写有大量诗赋，但存世极少，但是他的一句“在天为河岳，在地为日星”，用错位描述的方式，显示惊天动地的效果：既然在天上，何以为河岳，此乃横天银河、星辰日月也。既然在地上，何以为日星，此乃为三山五岳、江河湖海也。仅此一句，足以显示其诗之豪放和与众不同。

李绍贤死后，留两子，长子李公著，次子为遗腹子李公度。《光绪志·列女》记：“李绍贤妻章氏，绍贤以忠谏死，氏守节，抚遗腹子成立”。

李绍贤的四世孙李枝芃，是清初著名诗人。《光绪志·人物》载：“李枝芃，字莪士，贡生，泗州籍，世居盱眙，工诗。家有小园，在其宅之西，中辟“坐花堂”，宾客甚盛。选有《西园同调集》。”

李绍贤的五世孙、李枝芃之子李嶟瑞、李嶫瑞都是清初著名诗人，享誉盱山眙水、江淮大地，其中李嶟瑞“以诗重天下”，与同时代的诗人戚玾齐名，世称“戚李”。其有《后圃编年集》十六卷、《词稿》二卷和《归来稿》、《归来续稿》十四卷传世。其中《后圃编年集》被列为《四库全书书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入编巨著《四库全书》。王士祯赞其诗曰：李嶟瑞“苍存以其不可一世之概，发其气于诗，亦可以乐而忘天下之，纷纷逐逐者矣。予既校订其诗，而大有概。夫苍存之不同乎人之诗也，故亦以不同乎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