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卯之役是指1627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干支纪年为丁卯年）后金对朝鲜发动的一次战争，朝鲜称之为“丁卯胡乱”或“丁卯虏乱”。后金的主将为阿敏，一路势如破竹，连下义州、定州、郭山、安州、平壤、黄州、平山诸城，朝鲜国王李倧（朝鲜仁祖）逃往江华岛。后金军至平山时始与朝鲜议和，结成盟誓后撤退。战后，朝鲜与后金成为兄弟之国，向后金开市并缴纳岁币。但朝鲜并未因此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以致在九年后发生“丙子之役”。

在这次战争中，驻守东江镇（治所在朝鲜皮岛）的明朝毛文龙部也同后金发生冲突，双方均宣称自己获胜。朝鲜则指责毛文龙坐守孤岛而不予相救，与毛文龙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名称：丁卯之役（丁卯胡乱、丁卯虏乱）

发生时间：1627年

地点：朝鲜半岛西北部

参战方：后金、朝鲜、明朝

结果：后金与明朝（毛文龙）均自称获胜，朝鲜与后金议和缔盟并向后金输岁币

参战方兵力：朝鲜：数万

参战方兵力：明朝：5—6万后金：1.5—4万

伤亡情况：朝鲜：伤亡惨重，仅在义州和安州两地就各有数万人被屠杀明朝：不详（军队超过700人）后金：不详（据毛文龙所献首级为477级）

主要指挥官：张晚（朝鲜）、毛文龙（明朝）、阿敏（后金）

国际关系

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1618年以“七大恨”为由兴兵讨伐明朝，1619年取得萨尔浒之战胜利，1621年占领辽、沈，1622年进占广宁。在进犯明朝的过程中，与朝鲜的关系是后金外交的重要课题。当时的朝鲜王朝是明朝的属国，尤其是经过了壬辰倭乱的明朝东援，更是发展为“恩同父子、义则君臣” 的密切关系，而且又饱受儒家思想熏陶，严守华夷之辨，秉持小中华思想，对“蛮夷”女真人抱有强烈的鄙视和敌意，在1619年派姜弘立率兵参加了明朝讨伐后金的战争。后金屡屡致书朝鲜，“劝子离父” ，欲离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拉拢朝鲜以为己用。除了朝鲜本国以外，还有1621年进入朝鲜的明朝将领毛文龙，他利用后金不习水战的弱点入据朝鲜皮岛，频繁骚扰后金后方，对后金来说如同骨鲠在喉，因此努尔哈赤要求朝鲜交出毛文龙。但是，朝鲜不为所动，多次婉拒努尔哈赤的各种要求，以致努尔哈赤扣押甚至杀死朝鲜使者。

针对于朝鲜的外交问题，后金内部出现了稳健和强硬两种声音，前者的代表是大贝勒代善，后者的代表正是四贝勒皇太极。 努尔哈赤虽然杀过朝鲜使者，但终其一世也未直接用兵朝鲜，而把重点放在与明朝和蒙古诸部的关系上。1626年秋，努尔哈赤死去，皇太极被推举继位。他即后金汗位后，一面彻底扫平了与后金为敌的蒙古内喀尔喀的扎鲁特、巴林等部，一面与明朝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便可腾出手来将他构想已久的东征朝鲜付诸实施。

朝鲜在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时期经历了光海君李珲和仁祖李倧两任君主。光海君虽然难以答应努尔哈赤向朝鲜提出的对明绝交、交出毛文龙等要求，却一直暗中遣使沟通后金，希望朝鲜在明朝和后金的争端中保持中立；仁祖反正推翻光海君，奉行对明一边倒政策，停止与后金在政治上的任何往来，还一度表现出对毛文龙积极支援的姿态。1625年朝鲜“李适之乱”参与者韩明琏之子韩润及其从弟韩泽叛逃后金，声称：“先王愿和，故使者不断，新王倚恃毛文龙，不遣使者”，并建议后金出兵朝鲜。 据说，韩润还向姜弘立等朝鲜被俘人员谎称仁祖已将他们的家属全部处死，姜弘立等信以为真，便怂恿后金攻击朝鲜。努尔哈赤在世时对此不以为然；皇太极即位后，仁祖的“崇明排金”政策及在后金朝鲜人的鼓动顺理成章地成为丁卯之役的催化剂。

后金内情

丁卯之役发生的另一背景是后金的政局变动。皇太极并非努尔哈赤明确钦定的接班人，而是被代善为首的贝勒推举上台的。皇太极继位后虽然表现上维持与其他三大贝勒共同执政的体制，实际上却不断加强自身权力，同时深忌堂兄二贝勒阿敏和异母兄三贝勒莽古尔泰。他选择阿敏出征朝鲜，也是将其作为对阿敏忠诚度的试金石（此外他还有过在1621年入朝鲜境剿毛文龙的经验），后来阿敏果然没经受住皇太极的考验，在丁卯之役中的表现成为他被治罪的重要理由。 所以，皇太极发动丁卯之役，也被看作是其加强中央集权政策的一环。

后金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是皇太极选择在1627年发动对朝战争的原因。后金虽然夺取了辽东及蒙古部分地方，但统治的人口也急剧增加，这些地区生产力有限，造成后金物资供应日益紧张。1626年，后金粮食歉收，导致了1627年的饥荒，因此亟需与明朝和朝鲜等邻国展开贸易。在丁卯之役期间，皇太极将几万家饥民送到朝鲜来渡过难关 ，便反映出后金发动这场战争的经济因素。另外，辽东汉人不堪后金压迫，朝鲜以及毛文龙所在的皮岛成为他们逃亡的渊薮，后金也需要找回这些劳动力来给他们耕种土地，并防止朝鲜再接纳逃难的后金汉人。后来阿敏数落朝鲜的“七宗罪”中便指责朝鲜接纳辽东逃人，并在平壤之盟中要求朝鲜不得接纳辽东逃人，可见这也是其出兵惩罚朝鲜的理由之一。

朝鲜内情

1623年，朝鲜爆发仁祖反正，其名分是对内革除光海君的弊政，对外标榜“崇明排金”。但仁祖政权内政并不修明，反正功臣取代了李尔瞻等大北派旧权贵而作威作福，百姓对仁祖政权大失所望，当时许多歌谣便反映此点 ；反正功臣内部也有矛盾，反正功臣之一的李适因受排挤而心怀不满，在1624年初发动叛乱，攻破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对朝鲜国力造成较大消耗。在外交问题上，仁祖政权虽然不跟后金往来，但对后金还是采取尽量不刺激的政策。大司谏李圣求在1625年向国王进言道：“圣神改纪之后，斥绝北虏，义声闻于天下，而尚今三年无征讨之实事。虽不能大举义兵，一决胜负，而或遣数千百骑，侦探虏中，有如毛将所为，则大义可明，后言有执。” 获悉“李适之乱”的余党韩润等逃亡后金并煽动后金攻打朝鲜的消息后，朝鲜政府原本在1625年冬下令北方边境严阵以待，但因无事而在翌年二月罢兵。 1626年十月在朝鲜昌城附近驻扎的明军参将徐孤臣向朝鲜转告了后金新汗皇太极可能会攻打朝鲜的消息。 为了防备后金和拱卫汉城，朝鲜陆续设置扈卫厅、御营厅、总戎厅等新军营，与朝鲜宣祖时建立的训练都监构成中央防备体制，共计约25000人，并预备在后金来犯时，仁祖逃到江华岛，因此从1626年七月开始，各道军粮陆续运进江华岛储藏。对于防御后金的最前沿平安道，则是在1626年八月由下三道（忠清、全罗、庆尚）调兵5000、十一月由咸镜南道调兵2000至平安道戍守，与平安道原有军队一起防备后金。

在与毛文龙的关系上，朝鲜仁祖政权虽然开始表现出积极合作的姿态（主要是为了便于获得明朝册封），但内心并不欢迎毛文龙。1623年，朝鲜的都元帅张晚便判断毛文龙无力对抗后金，只会给朝鲜招来麻烦。 朝鲜史书记载道：“是时毛营将士贪利乐功，潜入胡地近处，出没侦俟，招纳假鞑（后金汉人），以是挑怒于胡中，故边臣甚忧，其毕竟开衅于我国，而莫能禁止。” 其实，毛文龙起初来朝鲜时，朝鲜官民大多支持他，希望他尽快消灭后金，但后来毛文龙因得不到明朝的有力接济而多次向朝鲜索饷，让朝鲜心生厌烦。 仁祖在1626年表示：“我国之忧在于毛而不在于奴也。奴之忧缓，毛之忧急矣！” 毛文龙东来数年，未有显著成果，就在丁卯之役前夕的1626年夏，毛文龙出师后金，在鞍山驿和萨尔浒失利，朝鲜得到的情报是在鞍山的毛部全军覆没 ，自然对其更为失望。朝鲜文人沈光世所作诗歌反映了当时朝鲜人对毛文龙的心态变化：“毛将昔来此，义气能感人。东人皆爱慕，欲使其志伸。自从名位高，诚意渐不纯。后房拥爱妾，府藏堆金银。入保不出陆，畏死却逡巡。所为既如此，何日清胡尘？以是我天朝，终困于女真。” 就这样，朝鲜抱怨毛部挑衅于后金而惹祸于朝鲜及给毛文龙援助粮食的负担，毛部和平安道、黄海道居民接触时亦屡屡发生摩擦，毛文龙和朝鲜日渐紧张的关系可以说是致使两者在丁卯之役中不能很好配合的原因。

后金来犯

1627年正月初八（阳历2月23日），皇太极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硕讬诸贝勒统兵出征朝鲜。皇太极宣布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 ，“故用兵两图之”。

在韩润等朝鲜人的向导下，正月十三日夜，后金兵攻取明哨地并杀尽六哨之后，四更时分，3万余骑 （一说约4万 ，一说“贼兵号四万，实一万四五千，而半是我民【朝鲜人】剃头者” ）渡鸭绿江袭击义州。义州府尹李莞（李舜臣之侄）毫无防备，在后金兵登城后才发觉，次日晨（阿敏报告为夜）城陷，李莞被磔杀（一说中箭而死 ），判官崔梦亮被砍头（阿敏报告为自杀） ，吕荣元、金济鼎、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