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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 编辑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编成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论文集。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当时是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
《盛世危言》书影
《盛世危言》资料图片
《盛世危言》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高级干部,国内各书坊立即盗版翻刻,达十余万部之多,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籍。
郑观应所谈到的“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其实即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郑氏希望在十九世纪末期以一种新制度文明给国民铸就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与失败,再尝试中逐渐走出了一种新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与郑氏所描绘的大有不同,然而,一以贯之的是对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
《盛世危言》问世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后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据说《盛世危言》亦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该著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由此,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
除清朝社会外,著作对其后的社会亦产生广泛影响。《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著作唤醒了千百万沉睡的灵魂,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甚至是毛泽东在年轻时也经常阅读。 毛泽东读到《盛世危言》一书,深受启发。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几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郑观应)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现今最具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分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5卷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近代,研究郑观应的专家夏东元教授所编的《郑观应集》,当中《盛世危言》文本乃其上三个版本之综合本,共115篇文章。而最早的《盛世危言》5卷本包括57篇文章,其标题分别如下:
《道器》 《学校》 《西学》 《女教》 《考试上》 《考试下》 《藏书》 《议院》 《日报》 《吏治上》 《吏治下》 《游历》 《公法》 《通使》 《禁烟上》 《禁烟下》 《传教》 《贩奴》 《交涉》 《书吏》 《廉俸》 《建都》 《教养》 《训俗》 《狱囚》 《医道》 《善举》 《税则》 《国债》 《商战》 《商务》 《铁路》 《电报》 《邮政上》 《邮政下》 《银行上》 《银行下》 《铸银》 《开矿》 《纺织》 《技艺》 《赛会》 《农功》 《垦荒》 《旱潦》 《治河》 《防海上》 《防海下》 《防边上》 《防边中》 《防边下》 《练兵》 《水师》 《船政》 《民团》 《火器》 《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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