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封建地主制

云南省武定、禄劝两县的北部和红河南岸某些土司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还保留着封建领主制经济残余，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土司制。清代中叶以前，土司势力尚强，当地的土地、山林等尽归土司所有，群众隶属于各土司。

近百年来，土司势力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前夕，领主制经济形态已残缺破碎。虽然土司使用各种办法防止土地外流，但许多“官田”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转到百姓手中。同时，百姓自开的“私田”也越来越多，无法控制。到解放前夕，武定、禄劝的土司区内，百姓的私田已占整个田地的一半左右；红河南岸的土司区，也有部分田地转到百姓手中，有的还取得了土地所有权。

老人

总体来讲，在上述土司、土目统治地区，封建领主的剥削以实物地租为主，包括地租、官租、杂派、押金等等，剥削量约占佃农农业总收入的30-60%，其中还不包括劳役地租在内。民国以后，国民党政府在1934年至1935年间，先后在这一地区推行保甲制，其政治组织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

这一时期，滇、黔、桂广大彝族地区及四川的部分彝族地区渐渐进入了以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态为主导的社会。但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阶级关系的结构不同，各地还存在着一些差异。云南的大部分、贵州的部分和广西全部彝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已成为该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土地抵押、典当，特别是买卖关系盛行，导致了激烈的土地兼并与阶级分化。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地主每人平均占有的数量约为贫农每人平均占有数量的7倍以上。地主、富农占有的牛、马、驴、骡等大牲畜较多，各种农具齐全，而贫苦农民的大牲畜很少，农具也残缺不全。

这类彝族地区的地主阶级约占当地总农户数的5%左右，贫雇农户约为60-80%。一些彝族地主不仅压迫剥削本民族的农民，而且也压迫剥削其他各族人民。与此同时，许多彝族农民除受到本民族的地主阶级剥削外，也遭受到汉族地主的统治和剥削。但在某些贫困山区，土地集中程度较低，自耕农民占绝大多数。如云南弥勒县第三乡，土地改革时约有村民530户左右，其中彝族占80%以上，整个乡没有一户地主、富农，绝大多数为自耕农民。

在四川部分彝族地区，已进入封建地主制经济阶段的地区主要在今凉山州安宁河两岸、川滇大道附近，以及雷波、马边、峨边、叙永、古蔺等县靠近汉族地区的地方。上述地区有两种情况：安宁河两岸、川滇大道附近及雷波、马边、峨边的边缘区，基本上是从奴隶制经济解体的条件下直接发展到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屏山、叙永、古蔺等县则是“改土归流”后在封建领主制经济解体的基础上，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过渡的。在由奴隶制直接发展为封建地主制的地区，虽然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已是封建制经济，但由于它脱胎于奴隶社会，故奴隶制的残余与影响还相当顽固地保留着。

处于封建地主经济的彝族地区，近百年来也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19世纪末叶以来，在滇越铁路及其支线沿线，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出现若干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一些企业由彝族经营。1878年前后，个旧锡矿区有大小彝族资本家20余人。最小的企业拥有工人40多人，大的拥有四五百人，最大的竟达千余人之多。民国以后，在滇东北彝族统治阶级中逐渐形成一个军阀官僚集团，并在1927年起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取得了云南的统治权。其中一部分人建立或控制了一些工商业机构与企业，逐步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如他们控制了云南的金融机构——富滇银行，还在个旧及滇北先后建立了个旧锡公司、云南炼锡公司、云南矿务公司及滇北矿务局等工矿企业。除了上述“官商”企业外，他们还以集股或个人名义开办了一些私人的企业。仅在昭通一带，就有“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福鹤公”、“永达”、“庆丰祥”、“同协庆”、“裕通”等十几家商号，主要从事棉纱、油脂、山货、药材的买卖，也进行黄金、白银、枪支的贩卖，并开设了一些银行、钱庄和店铺，垄断了滇东北及黔西北和凉山部分地区的工商业。此外，他们还在昆明、上海及香港等地开办企业、银行或设立办事机构。

奴隶制

凉山彝族地区，还处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主和奴隶及一般劳动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关系，是通过森严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的。全体社会成员按生产资料占有和严格的等级和血缘关系划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5个等级。

“兹莫”，彝语为“权利”之意，汉语称为“土司”，历史上曾是整个凉山彝区的最高统治等级，后来逐渐衰弱，统治区日益缩小。“兹莫”在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被“诺合”等级所取代。

“诺合”，意为“群体”，是主人、主体、黑色的意思，汉语称之为“黑彝”，是凉山彝族社会事实上的最高统治等级，约占当地彝族人口的7%，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是生产资料、土地和“阿加”、“呷西”的主要占有者，与其他等级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曲诺”，为白色之意，汉称“白彝”，是被统治者中的最高等级，介于黑彝与“阿加”、“呷西”之间，占人口的50%左右，人身隶属于黑彝奴隶主，住在主子辖区，不得随意迁徙，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的无偿劳役。他们一般占有部分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少数富裕“曲诺”也占有部分“阿加”、“呷西”。

“阿加”，意为“门里门外的手足”，汉称“安家娃子”，占总人口的33%左右，无迁徙自由，全年绝大部分时间为主子服无偿劳役，主子可以整户的或单个的出卖“阿加”。“阿加”的子女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被主子抽作“呷西”，一般有着极少量的土地及其它生产、生活资料。

“呷西”，意为“主子锅庄旁边的手足”，汉称“锅庄娃子”，是被统治者中的最低等级，约占人口总数的10%左右，他们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可以被主子任意买卖和虐杀。主子为其配婚成家后即可成为“阿加”。所有被统治等级成员，皆被统治者称为“节伙”。“节伙”有被统治者的含义，过去被汉族称为“娃子”。

凉山彝族地区，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除少数兹莫（土司）统治区外，诺合家支的统治起着政权组织的作用。家支具有原始氏族组织的特征，彝语称为“楚西”或“楚加”，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由父子联名的谱系为纽带而联结起来的组织，每一家支有其共同的祖先和姓氏。

凉山家支林立，诺合家支约100个左右，各诺合家支有较稳定的地域，家支间互不统属。家支没有常设的管理机构，但每个家支都有数目不等的头人，称为“苏易”和“德古”，他们阅历丰富，精通彝族习惯法，善于排解纠纷，受人尊重。家支内部的重大事情由“集尔集铁”和“蒙格”决定。在彝语中前者意为“商议”；后者意为“大会”。“集尔集铁” 即头人会议，主要商量家支内部问题，也可商量家支间的一些问题。“蒙格”即家支成员大会，是家支成员参加的重大会议，主要讨论本家支成员被杀或同外家支冤家械斗等重大事件。

凉山彝族的家支虽然互不统属，但各家支所遵循的习惯法，其内容基本一致，家支头人在行使职权时，并无成文法律，其唯一依据就是按习惯法办事。正如彝谚所说“祖上留下的规矩，诺合的儿孙要遵守，曲诺的儿孙也要服从”。

习惯法彝语称“节威”，含有“规矩”、“制度”的意思。在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习惯法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兹莫、诺合贵族奴隶主的神圣地位，保护兹莫、诺合奴隶主的特权。对违者，家支要依照习惯法予以惩处。如为了维护统治等级的血统“纯洁性”，统治等级与被统治等级之间严禁通婚及婚外性关系，对违反者不仅要开除家支，甚至还要处以死刑。保护兹莫、诺合的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同时允许和保护他们到外地去掳掠奴隶和财物。但是习惯法限制诺合对本家支成员财物的掳掠与盗窃，对违者处罚相当严厉，被统治等级如盗窃统治等级的财物，严重者会被处以死刑。维护兹莫、诺合对被等级的统治，允许对反抗者进行镇压。

习惯法规定，凡反抗主子的，轻者则被毒打，重则被出卖或处死。维护本家支的利益，视不同情况与其它家支联合或斗争。习惯法规定，各家支必须维护本家支的利益，并可为本家支的利益进行斗争，这种家支间的，有时甚至是家支内部的斗争，就是习惯上称的冤家械斗，其实质就是奴隶主之间争夺利益的战争。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里，家支林立，冤家众多，械斗频繁，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民族自治

《彝族舞蹈-喜逐颜开》陈玉先

1956年，党和政府根据广大彝族奴隶群众和贫苦劳动人民的意愿，经过同拥护共产党的民族上层人士充分酝酿和协商，确定在四川彝族地区和云南宁蒗彝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1958年春，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胜利结束了民主改革运动。通过这次运动，彻底摧毁了奴隶制度，废除了奴隶主的一切特权，没收、征收了奴隶主的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和粮食，分给广大奴隶群众和贫苦劳动人民。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还相继在云南的江城、宁蒗、巍山、路南、南涧、寻甸、元江、新平、禄劝、漾濞、普洱、景东、景谷，贵州的威宁，广西的隆林，以及四川的峨边、马边等县建立了单一的彝族或彝族与其它少数民族联合的自治县。1979年1月，又将彝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昌地区合并到凉山彝族自治州中 。

凉山

男子头缠中髻，不同次方言区的样式不同，左耳戴蜜腊珠、银耳环等饰物。男裤在北部方言区根据不同的次方言有“大裤脚”、“中裤脚”、“小裤脚”之别。

妇女着百褶裙、戴头帕，生育后，可戴帽或缠帕，喜佩耳饰、手饰，戴银领牌。传统衣料以自织自染的毛麻织品为主，传统色彩为黑、红、黄三色。图案纹饰多为鸡冠、羊角、火镰、蕨草、窗格等动植物和生活物品。

乌蒙山

男子服饰无花纹，披羊毛披毡，女子服饰领口、袖口、襟边、下摆均饰彩色花纹组合图案。

红河

凉山彝族服饰

滇东南

滇东南地区彝族女装款式为右襟或对襟上衣、长裤，个别地区着裙。男装为对襟衣，外套坎肩，着宽档裤。服饰工艺有挑花、刺绣、镶补、蜡染等。

滇西

云南大理彝族分支腊罗女盛装

男子着右大襟长衫、羊皮坎肩、宽裤脚、头包青帕。

楚雄

楚雄地区彝族女装为右大襟短衣和长裤，少数地区上着对襟衣，下着花裙。工艺以镶补、平绣为主，图案多为花卉。

禄劝、寻甸等地妇女的盛装是古老的贯头衣，这种服饰前短后长，宽大无袖。

男子服饰为对襟小褂，披羊皮褂，长裤，还保留有着火草布、麻布衣的习俗 。

建筑

“换裙”仪式

彝族村寨一般聚族而居，多坐落在依山傍水、向阳避风、树木茂盛、土地肥沃、地形开阔、有利于耕牧和军事防御的山坡上。在高山多散居，半山和河谷地带多聚居。一个血缘家支聚居在一起，形成自然村落，小则几户，多则几十户，血缘较近的各支分散相邻。

按彝族习俗，儿子结婚后需另外建房居住，父母随最小的儿子居住。“瓦板房”的建筑材料很简陋，大部分是山草、竹、木、砂土、块石等，用砖瓦甚少。

河谷与高山地区略有区别。河谷地区多为土掌房，用泥土做墙、木材做板瓦，内部隔板都用木板，梁柱及椽子的连接全部用木榫。高山地区多用竹墙、板瓦，内部间隔亦用竹墙，梁柱、椽子多用竹材或竹木混合，多用竹篾、山藤绑扎，板瓦上用石块压实，地坪一般夯土。

如今，彝族地区已普遍建砖瓦房，有的地方还建起了外观保持民族特色，内部装饰非常现代化的建筑 。

饮食

调料类主要采集三种野生植物，一为“哈拉古”树叶，一为乔木“穆库”的根和花，一为草本植物“切批切克”的根。这三种植物均有奇特的香味。

饮料类主要为酒，彝族待客以酒为主，彝族谚语说“汉人贵在茶，彝人贵在酒”、“有酒便是宴，无酒杀猪宰羊不成席”，说明对酒的重视。彝族的酒主要有坛坛酒（又称咂酒）、桶酒、水酒等。

凉山彝族喜吸兰花烟，其它地区彝族喜吸叶子烟。

许多彝族地区有饮茶的习惯，茶从汉区输入，但也有自种的，如贵州水城玉舍一带彝族就擅长种茶，饮前将茶放在一个小罐中烤香，而后再放水煮开食用，称为“烤茶” 。

语言文字

语言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中部6种方言，其中包括5个次方言，25个土语。

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和云南宁蒗等县，东部方言分布在贵州和云南东北部，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和广西，其余3个方言分布在云南。

文字

彝族羊皮纸文字

彝文

为使彝文能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1975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制订了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了819个规范文字，并设计出“彝语拼音符号”，便于注音学习。1980年国务院批准该方案。已在四川彝族地区推广使用 。

文学

彝族民间文学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诗歌、神话、传说、童话、寓言、谚语、谜语。绝大部分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

叙事长诗和抒情长诗的代表作有《我的幺表姝》、《妈妈的女儿》、《阿诗玛》、《一双彩虹》、《逃到甜蜜的地方》等。

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内容和不同的特点，如《洪水的故事》、《天地万物的起源》反映了彝族对人类起源的认识。《飞马》、《罗木阿智》等表现了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歌颂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机智。民间故事中有大量的神话故事，如《王九点》、《阿达吉鲁》、《牛的来历》等等。童话和寓言题材广泛，简短有力，想象奇特，寓意深远，如《天神的哑水》、《吹笛少年与鱼女》、《大雁姑娘》等。

彝族谚语，称为“尔比尔吉”，是彝族人民非常喜爱的一种口头文学。其特点是词句精炼，音律铿锵，想象丰富，名式整齐，易于上口，便于诵记，具有普遍而深刻的群众基础。“尔比尔吉”是人们处理问题的依据，教育人的警句，起着道德规范和习惯法的作用，指导着人们的言行 。

历法

彝族十月太阳历广场

十月太阳历有两种观测方法，一种是以观测太阳运动来确定冬夏，另一种是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来确定寒暑。它是以一年为10个月，一个月为36天，用十二属相轮回纪日。由于每月日数相等，不分大月小月，便于使用和记忆。同时，由于彝历是根据太阳、北斗来定冬夏、明寒暑，便可把一年内季节分得十分准确。因此，民俗研究者把“十月太阳历”称赞为“文明的十月太阳历”。

十月太阳历，是彝族对中华民族文明所做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