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为顺利实施并完成侵略亚洲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军队性奴隶制度，中韩历史学者认为主要是通过诱骗和强迫。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包括中国台湾）、韩国和菲律宾，其他国家和地区还包括缅甸、东帝汶、日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约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在日本召集的慰安妇又被称为日本女子挺身队。1996年联合国曾就日军慰安妇问题出台报告，将慰安妇制度认定为性奴隶制度。2012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按日语直译的“慰安妇”一词，将其改为“被强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视二战期间的性暴行。此后，韩国政府也表示考虑采用类似称呼取代“慰安妇”。2012年12月6日，中国历史学者在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发布会上提出，应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征的中国、朝鲜（二战期间朝鲜属于日本的一部分）等国的“慰安妇”改称为“性奴隶”。2015年12月1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正式开馆，对公众开放。2015年12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道歉。2016年5月31日，来自中国、韩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组织再次发起“慰安妇”资料申请“世界记忆名录”遗产登记。2017年，中国关于慰安妇的线下的电影《二十二》上映。2024年6月6日13时许，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林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去世，享年95岁。

中文名：慰安妇

外文名：Japanese army sex slaves（英）위안부（韩）慰安婦（日）Phụ nữ giải khuây（越南）De troostvrouwen（荷）نساء المتعة（阿）

别名：性奴隶

释义：被强迫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性奴隶

纪念日：每年的8月14日

所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公娼制度

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公布“解放艺妓娼妓令”，宣布严禁人身买卖，废除传统的游廓制度。作为其配套措施，翌年12月，公布“贷座敷渡世规则”和“娼妓渡世规则”，将所谓基于本人意愿的娼妓集中于“贷座敷”，并形成整套接受健康检查、领取营业执照、交纳税金的完整制度，奠定了近代意义上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

1888年，日本陆军编成师团制，中日甲午战争后扩张至12个师团，日俄战争后膨胀至18个师团。这些师团和步兵联队的所在地，均在短时期内发展成为军事要都。在这些军事要都，军队为解决将士的性欲排泄问题，在幕后积极推动游廓的建设，地方政府面对性交易带来的财源，积极招请。在日本国内，伴随着军队设施的扩充，在军队的驻地周围，妓楼如影相随 。在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防止性病泛滥及强化军队管理等“内在”需要，成为军队与公娼制度“联姻”的巨大推力，为日后慰安妇制度的形成，提供可操作的“模板” 。

1905年4月，“日本花柳病预防会”成立。1910年，日本制定《行政执行法》和《娼妓取缔规则》，将私娼纳入管制对象，对其展开强制性的性病检查。同年7月，日本政府专门制定法规，要求各地设立专门的性病医院，并出资遣送染病的公娼入院接受治疗。1927年3月25日，日本贵族院批准《花柳病预防法》，并于1928年9月1日起开始部分实施。日本近代公娼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确保了国家参与性管理、独占女性性交易之特权。

女性贩卖网络

东亚地区女性人身贩卖网络的形成，能够在战争爆发之后的短时期内，迅速构筑起“慰安妇”的庞大供应体系。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为中心，大批日本年轻女性漂洋过海，到海外卖淫谋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粗略对其分布地域进行划分，除日本殖民地和实际占有地朝鲜、中国台湾地区、满洲（中国东北地区）之外，规模较大的聚集地区，还包括东南亚（南洋地区）、西伯利亚、中国大陆、香港、北美洲等地，形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席卷全球的卖淫人口大移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海外“南洋姐”的官方统计数字是30791人，其中至满洲和夏威夷的约有20000人 。

日本近代公娼制度的海外殖民地移植，为这一网络的最终确立奠定基石。日本在势力范围地区建造妓院和料理屋，导入以日本“内地”公娼制度为模本的卖淫管理制度，规模较大的包括“满洲”地区、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地区等。以“满洲”地区为例，1905年6月，日本在大连设立“关东州民政署”，并于1905年秋至1906年初，颁布一系列管理卖淫业的法规 ，其强制性的梅毒检查、游廓地域的指定、卖淫年龄的限制、征税等做法，与日本“内地”的制度无异。

由此，近代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被复刻移植到关东州。1906年9月1日，日本设立关东都督府，关东州民政署颁布的上述法规、法令，被全盘继承下来。随后，日本在经营“满洲”过程中，逐步整理、统一各地军政署的各种卖淫管理条例，颁布统一的《艺妓酌妇及雇妇女取缔规则》《娼妓取缔规则》《贷座敷取缔规则》及《娼妓健康诊断施行细则》等，这些法规、法令，作为日本国家权力管理“满洲”卖淫业的重要一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近代公娼制度在朝鲜半岛的移植，与“满洲”地区相似。 1876年通过《江华岛条约》，日本逼迫朝鲜开放釜山、元山，日本卖淫业者开始登陆营业。1881年，针对在朝鲜卖淫的日本娼妓，日本仿造国内的做法，在朝鲜颁布《贷座敷及艺妓娼妓营业规则》，将发放“营业执照”的权限授予日本总领事馆。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朝鲜沦为日本事实上的“保护国”。各居留地的理事厅从1906年6月至1910年4月，以理事厅令的形式，颁布了《艺妓及酌妇取缔令》和《料理店饮食店取缔令》，主要以日本人居留地为中心，逐步将公娼制度渗透到朝鲜社会。1910年8月，通过“日韩合并”，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后的卖淫取缔的管理权限，由理事厅移交警务总监部和各道的警务部长。1916年3月31日，日本殖民当局公布警务总监部令第4号《贷座敷娼妓取缔规则》（同年5月1日实施），由此，公权力认可的卖淫仅限于贷座敷的娼妓，与料理屋、饮食店等明确区分，防止艺妓、酌妇等变相卖淫。通过这一取缔规则，将朝鲜人经营者和卖淫女性全部纳入管理范畴，实现了在朝鲜半岛性国家管理的全面掌控。 殖民地朝鲜公娼制度的统一实施，意味着以法的形式正式在朝鲜半岛确立起公娼制度。

公娼制度引入殖民地支配之下的东亚地区，令日本式的性管理模式迅速扩张。日俄战争之后，伴随着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上的压制，大量殖民地女性被卷入这一体系之中。以朝鲜半岛为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朝鲜卖春体系趋于完成，与日本内地具有同样性风俗意识和卖淫女性供应体系，并在朝鲜社会扎根。至1929年，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娼妓数量，首次超过同地区的日本人娼妓。

“满洲”地区出现朝鲜人娼妓，可追溯至1910年代中叶，她们以关东州和“满铁”沿线地域为据点，逐步蔓延，1910年代末直达“北满”地区。1920年代初期，经由“满洲”和沿海州，朝鲜半岛卖淫女性出现于萨哈林地区。1920年代初，又开始前往台湾，根据1930年的统计，在调查中国台湾地区娼妓的出生地时，发现来自朝鲜半岛的女性居多。 另外，1920年代在上海、青岛、济南、汉口、天津等中国内地城市，也出现不少朝鲜人娼妓。

军队参与

历史照片和战后图书

1918年8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至1925年5月撤出库页岛，历时近7年，出动兵力最多时达73000人。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军队内部性病流行。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0%至20%的日军官兵染上性病，总数达12000人，因性病减员的人数，远多于伤亡人数。 针对这种局面，日本军队采取一些应对措施。

慰安妇

日俄战争时期，作为战场的“满洲”地区，涌入大批日本内地娼妓。为应对这一局面，营口军政署开始实施征税和梅毒检查。1905年3月，营口军政署制定《旅舍料理屋下婢取缔规则》，在第7条中，明确规定：下婢（绝大部分就是面向军队卖淫的娼妓）必须遵从军政署的规定接受健康检查，不得拒绝。营口军政署还设置“妇人病院”，对患性病的“下婢”强制遣送病院。辽阳军政署为防止性病的泛滥，也直接运营附属机构日本妇人病院。

根据军政委员大原武庆大尉的指示，1904年12月，在安东地区新建的街道上开设了名为“游园地”的游廓。1905年2月前后，当地的饮食店组合又在此设置了日本军人专用的妓楼——“醉雷亭”，在为日本军人服务时，实行明确的价格限制。

慰安妇制度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军队对“慰安”的需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妇女人身买卖的强烈批判，令日本当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妓院经营者为在上海开设“海军指定慰安所”，以招聘“军队食堂服务员”、“女佣人”等名义，在长崎等地征募青年女性。当年5月，15名女性从长崎港出发，被送进上海的慰安设施。1936年2月，长崎地方裁判所对涉及这一事件的10名妓院经营者做出有罪判决，以“国外移送诱拐罪”最高判处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1937年3月，大审院结审，维持了这项有罪判决。

日本内地征募“慰安”女性的法令限制，以及性病防治等的现实需要 ，令最初从日本国内启动的“慰安”女性征募，逐步演变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内的强制征集。

在日本军队推动慰安所建设之时，日本国内废娼运动家，逐步与国家采取全面合作的态度，最终融入到国民总动员的法西斯主义战时体制之中。1937年9月28日，以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为代表的八大妇女团体成立了日本妇人团体联盟，其在成立宣言中宣称：在国家总动员之秋，妇人团体要精诚协作，成为坚强的枪炮后盾，为跨越艰难之时局，发挥女性的真正价值。

慰安所的建立

截至2019年4月，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剩16人，其中湖南7人，海南4人，山西3人，浙江1人，广西1人。 台湾岛内仅剩2位“慰安妇”幸存者。 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幸存者仅存32人。

截至2020年4月，对日起诉的中国大陆24位“慰安妇”受害者原告均已辞世，无一人得到道歉与赔偿。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受害者仅剩10余人。

截至2021年5月3日，据韩国慰安妇援助团体“正义记忆连带”消息，居住在首尔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尹某老人于前一晚10时许过世。由此，韩国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仅剩14人。

2021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7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分别是雷金二（雷金安）、雷金莲、易菊连、李淑珍、阳奶奶（化名）、姜奶奶（化名）、李秀青。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4日，据韩国女性家庭部消息，韩国又一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当天离世，韩国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者仅剩12人。

2022年3月11日16时40分，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李淑珍在湖南平江县逝世，终年108岁（虚岁）。

2022年5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3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

2023年9月18日上午9时许，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蒋奶奶在湖南平江逝世，享年102岁。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在册仅剩10人。

2024年2月27日12时许，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刘年珍老人在湖南省岳阳县去世，享年107岁。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8人。

2024年，湖南新确认一位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湘奶奶。

日军慰安所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库页岛、所罗门群岛、阿留申群岛以及日本本土（如冲绳、北海道）等地。

2015年12月28日，韩国外长与日本外相握手，宣布达成协议

2002年5月，由于遭到各国的抵制，亚洲妇女基金会停止运作，一共只有266人申请补偿。

2012年，韩国“慰安妇”幸存者金福童、吉元玉，用所获捐款设立“蝴蝶基金”，帮助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妇女、儿童。

2015年，为了打破慰安妇问题的僵局，日本向韩国派出了时任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进行商议。在会谈中，岸田文雄提出：为了解决眼下的僵局，日本政府愿意向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者支援团体支付10亿日元，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这一提案被韩国方接受。

日本

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就二战时日军强迫韩国及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一事，在各种外交场合和访问中，都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谢罪和赔偿意愿。但唯独对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事，表现出沉默和回避的态度。

1970年，日本的女权运动家田中美津，首先在她的著述中提到了从军慰安妇一词。

1973年，出生于中国大连的日本作家千田夏光，发表了《从军慰安妇》一书，并在书中提出日本曾在战争中强行掳走了20万朝鲜女性，其中有5-7万被充当慰安妇。此书被日本右翼大肆抵制，宣称书中的数据没有根据。

1977年，作家吉田清治开始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一系列关于慰安妇的证言，涉及到了对朝鲜女性的绑架等等细节。之后同样遭到了右翼的猛烈质疑，甚至对他的身份都提出了质疑。

1989年，吉田清治关于慰安妇的书籍在韩国出版，之后在向朝鲜及朝鲜人民公开谢罪促进会的撮合下，吉田情治前往韩国，协助建立慰安妇事件谢罪碑。

1991年8月，金学顺作为第一名实名站出来作证的慰安妇，在朝日新闻上公开发声。

1993年8月4日，由于有日本记者发现一份日军文件显示日军曾经直接参与营运慰安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未经国会批准，即承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 在“河野谈话”后，日本政府中某些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官员在种种场合发表奇谈怪论，对“慰安妇”等历史事实予以否认，致使“慰安妇”问题成了困扰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

2007年2月18日，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指称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中的《第121号决议文》是“无事证，也不具法律约束力”。3月1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均表示，当年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之说“缺乏证据”。

2008年4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一份答辩书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判决，对此没有异议。

2012年11月11日，日本民间团体在东京举办“大娘们的战争和记忆——日军性暴力展报告会”，揭露侵华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当“慰安妇”的罪行，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向受害者谢罪赔偿，尽快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2013年10月7日，日本东京的国立公文书馆日前向市民团体首次公开记载着二战期间，日军从印尼的俘虏收容所强行带走约35名荷兰女性作为慰安妇的详细官方资料。

2014年3月3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继承1993年“河野谈话”。但日本的不少右翼政客否认性奴隶制度的事实。

2015年5月，日本16个历史研究及教育相关团体敦促日本政府和媒体立即中断对日本军慰安妇问题进行歪曲。12月28日，韩国和日本就慰安妇问题谈判达成协议，日本方面进行了历史性的道歉，并承诺给予受害者补偿，日方出资10亿日元设立“治愈金”，但日方提出条件，包括韩国撤走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双方在国际场合不就“慰安妇”问题相互指责、批评。

2016年2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举行对日审查会议，日本政府在会议上公开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行为，并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等场合强调“日本军性奴隶问题”中“性奴隶”措辞是对日本的诽谤。

韩国

2015年，韩国民众在韩日外长举行“慰安妇”问题谈判前示威。

2014年1月14日，韩国女性家族部表示，计划为分布在韩国、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日军慰安妇纪录申遗，争取2017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13年，裴春姬等12名慰安妇受害者向韩国法院提出民事调解申请，称日本政府在二战时期诱骗或强迫她们充当慰安妇，要求日方向受害者每人支付1亿韩元的精神赔偿金。日本方面拒绝民事调解，在原告要求下，2016年1月该民事调解转为诉讼，被移送法院进行正式审理。日方仍然拒绝接受诉讼文书。

日本与韩国于2015年12月28日“闪电式”签署《韩日慰安妇协议》，双方同意“最终和不可逆转地”解决慰安妇问题。按照协议，日本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任，并向韩国政府主导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出资10亿日元，但日方否认这笔钱是对慰安妇受害人的补偿。日本政府也拒绝就慰安妇问题承担法律责任，也拒绝提供“国家赔偿”。该协议在韩国社会引发强烈不满。

2018年2月27日，一段证实日军1944年在中国云南屠杀多名韩籍“慰安妇”史实的影像资料在韩国首度公开。而在此之前，仅有关于日军屠杀“慰安妇”的证词及新闻报道。

2019年1月29日，韩国慰安妇金福童因癌症去世。

2021年1月8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人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的经济损失。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3日，韩国首尔高等法院裁定日本政府应向二战期间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支付赔偿金。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遗憾，无法接受”，并召见韩国驻日本大使表示抗议。

2023年12月8日，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当天表示，日本政府不会服从韩国法院关于“慰安妇”案件的审判权，也不会对此进行上诉。

2023年12月消息，韩国官方数据显示，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有8万至16万名朝鲜半岛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

中国

2016年5月31日，中国大陆、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共11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组织，发起“慰安妇”资料申请“世界记忆名录”遗产登记，该申请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2017年10月，UNESCO将对该项申报进行评审。

2017年11月23日，韩国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表决通过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生活稳定支援法”修正案，指定每年8月14日为“慰安妇纪念日”。

2019年2月25日，韩国首尔举办记录日军二战罪行的“慰安妇”图片展。

2021年6月28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针对日本代表称关于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说法系编造的故事等表态，中、韩两国代表分别予以严正驳斥 。

2021年11月24日，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余爱珍在湖南平江县逝世终年98岁。

2021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7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2022年3月13日，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李淑珍在湖南平江县离世，终年108岁（虚岁）。

2022年5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3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她们分别是101岁的方奶奶、95岁的欧奶奶、91岁的沈奶奶。日军入侵湖南时，她们均被日军抓走，被迫沦为“慰安妇”。方奶奶和欧奶奶后来终身未孕，沈奶奶终身未婚。

2022年6月30日凌晨4时许，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雷金二老人在湖南华容的家中去世，享年98岁。

2022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方奶奶去世，享年101岁。

2023年5月10日，最后一位台籍“慰安妇”过世，享耆寿92岁。

2024年2月14日凌晨，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欧阳奶奶在湖南平江逝世，享年97岁。

2024年2月18日下午4时22分许，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沈建美老人在湖南省长沙县逝世，享年94岁。

2024年6月6日13时许，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林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去世，享年95岁。经上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调查确认的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剩7人 。

2023年11月23日，韩国首尔高等法院裁定，日本政府应向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及遗属每人赔偿2亿韩元（约合15.4万美元）。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8日，日本政府表示，不会就“慰安妇”受害者和遗属对日索赔案的二审判决提出上诉。

2024年4月，中国18位慰安妇受害者子女近日再次起诉日本政府，这是民间对日申诉32年来，首次在中国法院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韩国慰安妇和平少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