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是在中华书局陆费逵主持下于1915年启动编纂的汉语工具书，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二字源于陕西汉中的汉代摩崖石刻《石门颂》，取“海纳百川”之意。2016年12月29日习近平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并向为这两项重大文化工程付出大量心血的广大专家学者及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辞海》（第七版）彩图本于2020年8月出版，总字数约2350万字，总条目近13万条，图片1.8万余幅。其中，普通语词条目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百科条目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百科条目中，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约占三分之一；哲学社科、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约占三分之二。

作品名称：辞海

文学体裁：综合性辞典

出版时间：1936年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类别：综合性辞典

功能：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

启动时间：1915年

创办人：陆费逵

主编：舒新城（1928年起）

第二任主编：陈望道

第三任主编：夏征农

第四任主编：陈至立

1915年秋，中国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范源廉，《中华大字典》主编徐元诰商议编辑一部10万词条的大辞书，定名为《辞海》，并由徐元诰主编。徐元诰后调任上海道尹，《辞海》几易主编。在陆费逵的诚心相邀下，舒新城于1928年出任《辞海》主编，主持《辞海》编纂工作。

陆费逵“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认为中国字典太陈旧，不合时宜，他在《辞海》“编印缘起”中写道：“原稿中已死之旧辞太多，流行之新辞太少”。舒新城负责主编《辞海》时，参考美国《韦氏大词典》，确定《辞海》的收词范围：旧籍中常见的词类、历史上重要的名物制度、流行较广的新词、行文时常用的成语故典、社会上农工商各业之重要用语、行文时常用的古今地名、最重要的名人名著以及科学文艺上常见常用的术语等。

旧词尚可依据从前的字书类书，新词搜集则非常困难，舒新城让同人遍阅新书新报，博采慎择，撰成三十多万词条。后几经删改，披沙拣金，《辞海》（第一版）总条目数85803个，收单字条目13955个；多字条目中的语词条目21724个，百科条目50124个。在释文方面，克服以往辞书的缺点，取长补短，词语解释确切；引证完善，并出作者、书名和篇名，便于读者查考；体例严整。

自1915年动议编纂，1936—1937年《辞海》第一版面世。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辞海》（第一版）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舒新城酝酿修订《辞海》的计划。

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1959年夏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1960年3月，《辞海》试写稿问世，11月，在初稿基础上，形成《辞海》二稿。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分册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几番风雨，几度春秋，《辞海》在时代嬗变之间进入了全新时期。1979年三卷本的《辞海》正式出版，五千多名专家用二十余年完成了夙愿，向国庆三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以增新、补缺、改错为总方针，1989年版的《辞海》出版后，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主席欣然题词，对辞海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和总结。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作了大量增补修订的《辞海》1999版问世，并新增彩图本作为主体版本。

第六版《辞海》的编纂工作始于2005年初。2008年夏征农去世，陈至立继任《辞海》主编。200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第六版彩图本（五卷本）率先面世。之后相继推出普及本（三卷本）、缩印本（一卷本）、世博珍藏版（一卷本）和典藏版（九卷本），2010年3月，又推出数字化的《辞海》手持阅读器。

1936年版

“九·一八事变”、“塘沽协定”等涉日词条，尽显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

中华书局在陆费逵的主持下开始于1915年编纂《辞海》的初衷，完全是为了要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进行竞争。第一任《辞海》主编徐元浩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编辑了十几万字后出任上海道尹，当官去了。1928年舒新城接任。作为办过《湖南民报》《湖南教育报》的舒新城，此时已有多部研究中国教育的专著出版，眼光、视野非旧文人可比，深受中华书局的赏识，因此从财力、人力上得到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舒新城的《辞海》编辑部一班人马先在南京、杭州办公，后在1930年入沪，不久编辑部同仁全部加入中华书局，组成中华书局词典部，舒新城以每月300元高薪（中华书局老板陆费逵月薪200元）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

舒新城1928年主编的《辞海》以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的韦氏大词典为体系，收词范围一改第一任主编的做法，不仅着眼历史典籍中的旧词，而且重点是当时一些新词的收录，当时历史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塘沽协定”“上海事变”“甲午之战”“山东问题”等均收入在内。这在当时日本、德国等列强势力极为嚣张的大时代背景下，是冒着极大政治和经济风险的，由此引发中华书局内部的一场争论。

根据后人的回忆录记载，当时中华书局内部有人对舒新城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主张把《辞海》改为只收旧词的《国语大词典》出版，并提出把《辞海》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科学名词一概取消，省得日本人找麻烦。

舒新城坚决反对，力辩道：“即使中国亡了，关于历史上之名词，也应存在。社会科学名词决不能取消”。直到1936年12月出版前的6月份，中华书局内还有人指出“一二八”“九一八”等条目不能收，政治性条目不能解释的太详细。舒新城反对说，“我国积弱，不能与强敌抗衡，敌污我之词不与之辩论，已属屈辱，而敌人强加我之事实亦默而不提，未免不尽人情。”他还说：“辞海出版于今日，应是今日的东西，绝不能单说往事而不说今日之事，尤不能不提人人伤心之事”，又说到“再将日人近出之词典检录，即有上海事件之辞目，且叙述甚详，颠倒是非之处尤多。我以立场不同，绝不能将日人的污蔑之词一一抄入，替政府增罪名，替强邻造反证。但中华民国国民之观点万不可移动”（资料详见《中华书局大事纪要》，第143页，中华书局，2002年5月1版）。舒新城的这些观点与主张，现在看来也许不足为奇，但在当时面临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很有文化知识人的铮铮骨气，而中华书局的主政者也有这种破釜沉舟的气魄，毅然于1936年12月出版《辞海》上册，1937年又出版了《辞海》下册。

在初版的《辞海》里，一大批政治词目收入其中，保持了中国人的立场。如“塘沽协定”词条称：“日军自九一八（参阅九一八之役）起，侵占我国辽、吉、热、黑四省后，又陆续向关内进兵，威胁平、津……”；“山东问题”词条称：“民国四年，欧战初起，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占领胶州青岛以及胶济路……”。这些词条，适应了当时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大时代气氛，《辞海》一出版，即获得社会广泛的赞誉。

同时，由于中华书局的《辞海》晚于商务印书馆《辞源》的出版，借鉴和吸收了《辞源》优缺点，能够在《辞源》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后出转精。如《辞源》引书不注篇名，常为论者诟病，《辞海》则引书举作者、书名和篇名，比《辞源》完备。因此《辞海》的销量远远超过了《辞源》。

《辞海》先以预约销售方式发售，分为甲乙两种16开本，分别用圣书纸、道林纸印，定价为24元、20元；为了便于携带，还出版了32开缩印本，同样用两种纸印，定价为12元、10元，为丁戊本。在1936年12月出版前就预约售出了三万余部。1938年，又印32开次道林纸本称戊种，定价6.5元，丙丁戊三种缩本于1941年印有25开报纸本。据估算，从1936年到1949年解放前14年间，《辞海》的各种版本销量累计应超过100万部。

1965年版

毛泽东大力支持，但“硬伤累累”。

建国后的中华书局，舒新城依然任编辑所所长和总经理之职，在1949年5月，曾对1936年版的《辞海》写过一个“辞海增补本的编辑计划”，但一直到1951年退休也没有实现。

在舒新城退休6年后的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一批上海的文化名人，并在9月17日晚上单独接见了舒新城，舒新城借机向毛泽东提出了编辑《辞海》修订本和百科全书的建议。毛泽东当场就表态：“我极为赞成，到现在我还只能利用老的《辞海》《辞源》，新辞典没有。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我这就写信给人大常委，请其转达有关部门”，毛泽东又勉励舒新城道：“你应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以先修订《辞海》为基础，然后再搞百科全书”，毛泽东鼓励舒新城“一定要干”。

第二天，舒新城向上海的国家出版局和上海市委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传达了毛泽东谈话内容和意见，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上海市委很快确定了工作的方针“又通到专，又小到大，又近及远，自己动手”，在人力、物力上“百位干部，百万元经费，五年时间”。经过7个月的筹备，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66岁的舒新城再次出任主任。1959年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吕叔湘、陈望道等一大批学者和夏征农、陈翰伯、罗竹风、巢峰等一批政界、出版界官员组成，可谓当时中国出版界最为豪华的阵容。舒新城此后一直担任《辞海》主编，直到1960年11月28日去世。逝世后，由陈望道继任主编，且副主编增至九人。

1957年版《辞海》，按照舒新城对1936年版《辞海》的“剃、梳、篦、增”四字修订意见，强调应使“外行看得懂，内行说不错”，“有意识地选择政治上能鼓舞人或生活上有意的事例作证”的目标、原则，直到1960年3月，《辞海》试写稿问世，11月，在初稿基础上，形成《辞海》二稿。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分册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1963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1965年公开发行。

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在1949——2009年间总销量超过600万部的统计推算，《辞海》（未定稿）版在1963年开始内部发行至1979年间17年间，发行册数至少超过了100万部。

今天看1957年编纂的《辞海》，书中留下了浓厚的历史时代色彩，虽然有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明确指示，有上海市政府充沛的人力、物力支持，但现在看来，反而不如1936版的《辞海》客观、理性。舒新城在1960年3月就开始住院，基本不去做具体工作，可能未看到大部分条目，但1927——1936年间编纂《辞海》时体现的尊重历史事实的文化气节一点也不见了，却是一批中国最有权威的文化知识分子在政治威权面前的集体失声。

1979年辞海实拍

比如当时由于彭德怀受批判，《辞海》（未定稿）就删去了“平江起义”“百团大战”等条目，在“八路军”“第一野战军”等条目中也不提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和领导人；再如田汉受到批评，连“义勇军进行曲”也干脆不收了；当时由于林彪红极一时，所以在“湖南起义”“井冈山会师”等条目中，竟然不顾历史事实，把林彪排在陈毅之前、朱德之后，俨然成为起义和会师的领导人；因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条目中就不写他是首任党的总书记，等等硬伤触目可见（详见巢峰的《忆编纂出版新辞海1979年版》，收于《我与上海出版》，第19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9月1版）。

1979年版

邓小平亲自指示军事科学院参与审定相关词条，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第一支报春燕。

1978年1月，中华书局词典编辑部改名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由巢峰担任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同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紧急传达中宣部的指示，《辞海》要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三十年献礼。

巢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到：“继《辞海》的第一任主编舒新城去世后，第二任主编陈望道也于1977年逝世，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还在等待平反，杭苇则已调回教育局工作。众多的分科主编和编写人员下落不明。重新组织队伍、做好各种准备，即使最快速度也要三个月。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装，充其量不足九个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部1200万字大辞典的编纂出版工作，谈何容易”，但这倒在其次，最为重要的是，此时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许多重大的政治禁区、理论框子还没有被突破，刘少奇等重大历史冤假错案还没有结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怎么写？文化大革命怎么写？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彪、康生、谢富治等怎么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孔子、海瑞、李秀成等历史人物怎么写？美帝、苏修怎么写？”编辑部同仁经过反复探讨和争论，以历史史实为唯一原则，终于形成“《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意见”共八条39款，对当时的政治、理论禁区大胆突破，这就是被后来出版界称道的“辞海精神”。当时国家出版局代理局长陈翰伯把意见稿加上按语，在1979年《出版工作》上刊发。

1979年版《辞海》的历史意义在于，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支报春燕。许多词条的注释在当时看来，都是具有突破性的。比如：

“文化大革命”词条，释为“1966年毛泽东鉴于苏联叛变为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为了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而发动的政治运动。但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林彪、四人帮等阴谋家、野心家的严重干扰和破坏。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结束”。

后来巢峰对这条词目的解释，补充道：“这一释义现在看来很难令人满意，但当时有这样的认识，已明显地含有否定倾向。至于涉及文革的具体条目，在处理方法上更为大胆。文革所肯定的东西或人物，如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夺权、大联合、斗批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七干校以及康生、谢富治等等，一律不收，实质上予以否定。凡文革所否定的东西或人物，如四五运动（1976年天安门悼念周总理事件——笔者注）、瞿秋白、罗瑞卿、邓拓、吴晗、田汉、周信芳、张志新等等，则予以列目，充分肯定。刘少奇因尚未平反，暂且不予列目”；

还有“台湾问题”词条，1979年《辞海》的释义原则是：“不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不用‘窃据’‘盘踞’‘尚待解放’等用语，强调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尊重事实，不随便使用‘残酷剥削’‘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等字眼”。此外，1979年《辞海》对孔子的学术地位和成就，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扫文革中“批品批孔”等胡言乱语；对文革中被捧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秦始皇，一改因毛泽东十分赞赏秦始皇，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批评秦始皇就等于批评毛泽东，连郭沫若的《十批评书》都受到株连的作法，一分为二，既肯定他统一六国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改革的功绩，又指出他焚书坑儒、严刑苛法、租役繁重，还历史本原面目（资料来源同上）。

在相关军事条目的审定方面，《辞海》编辑部请示中央，最后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指示军事科学研究院参与审定。

《辞海》1979版由于客观上适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舆论动员的大背景，因此图书一出版，即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定价为55元人民币的《辞海》三卷本销售了62万套，《辞海》缩印本（定价22.2元）的销量更高达298万部，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1989年版

根据《辞海》10年一修的方针，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开始着手修订时，主持上海工作的江泽民已任中央总书记，良好的政治氛围是1979年版《辞海》修订时无法比拟的。1989年版《辞海》改由德高望重的夏征农先生担任主编，除了财力、物力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外，江泽民还多次打电话给夏征农先生，询问修改情况，并为1989年版《辞海》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对辞海编者的精神风貌予以褒扬和倡导。

《辞海》1979年版和1989年版都按学科推出了“分册”，这是与1936年版、1965年版的最大不同。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统计，截至到1989年，《辞海》整套发行量已近600万套。与此同时，“分册”的市场表现也不可小觑，1979版的20本分册和1989版的26本分册都得到读者青睐，20多年间这两版的分册总销量高达1123.7万册。应该说《辞海》在85年历史上，1979——1989年10年是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到了1999年，再次修订《辞海》时，依然由夏征农先生担任主编，除内容大量增补修订，还新增彩图本、普及本、缩印本，并再次邀请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

但1999年版的《辞海》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盗版，与前几版所遇到的问题有本质不同，它昭示了时代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转变——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

2000年4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发行员接连发现山东、安徽、北京、河北、陕西等地出现装帧质量极其低劣、错页、漏页的仿冒品。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统计，各种仿冒品《辞海》的每年销量超过了六十万余套，2003更达到了上百万套。上海辞书出版社曾在2000年开价15万元悬赏举报者，在公安机关的追剿下，破获了不法书商与陕西汉中印刷厂、山东东营新华印刷厂勾结在一起，分别盗印《辞海》5000套和缩印本5000册，被称为全国图书市场第一大案。

2009年版的《辞海》修订工作，早已于2005年11月启动，至今已经到了最后收尾期。2009年5月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继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之后，担任《辞海》第六任主编。据初步统计，已经出版的2009版《辞海》，总条数近十三万条，比一九九九年第五版新增8%；其中新增一万多条，词条改动幅度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去条目约七千条；第六版总字数约1950万字，比第五版增加约一成。与历次编纂方法相比，此次《辞海》编纂充分利用了计算机和数字化技术，建立了全文检索数据库以及质量技术保障系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书稿质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版《辞海》除了出版主体版本彩图本

3、《辞海》历次版本，都未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第六版增收了《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铁道游击队》《于无声处》《白鹿原》等作品。增收词目虽然不多，但却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条目的一大空缺。

4、在常用汉字、汉字字形、注音、异形词规范、数字用法、量和单位、科技名词等方面均按国家统一规定处理。从这一角度说，第六版《辞海》，将是我国一部最新的规范辞典。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辞海》的权威性和实用性。

5、随着古籍整理的推进和各种图书的重版，图书版本陆续更新，从而使《辞海》书证内容和出处多有不当。为此重新检索和核对146种图书(主要是古籍)，提高了《辞海》引用书证的质量。

2019年版

新版《辞海》收单字约1.8万个，条目约12.7万条，彩图1.8万幅，总字数约2000万字。其中，普通语词条目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百科条目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百科条目中，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约占三分之一强；哲学社科、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约占三分之二弱。

新版《辞海》定位于“守正出新”。所谓“守正”，是指《辞海》要严格遵循辞书编纂规律，确保编纂质量。所谓“出新”是指紧跟时代步伐，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吸收最新知识成果和最新发现，用富于时代气息的语言形式和技术手段大胆创新。此外，《辞海》还将改单一的纸质版书为纸质版、电子版和网络版并行，推出适用于各种阅读终端的《辞海》。

2020年8月12日，《辞海》（第七版）于2020上海书展首日亮相，与广大读者见面。

《辞海》（第七版）彩图本于2020年8月出版。

2020年9月，《辞海》（第七版）网络版与纸质版同步上线试运行。出版社计划从明年开始，使《辞海》网络版逐步实现“实时更新”，在保持权威性和准确性的同时，成为家长放心、孩子能用且不断升级迭代的互联网辞书，重塑权威工具书在互联网时代的影响力。

2021年5月27日下午，《辞海》（第七版）网络版发布会暨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仪式在上海图书馆举行。

《辞海》网络版的发布，开启了百年《辞海》数字时代新篇章。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开发建设的《辞海》（第七版）网络版，收录了《辞海》（第七版）近13万词条、2350万字全部内容，并丰富数字检索方式，建立词条关联和构建多层知识导图，新增词目注音和人声配音、汉字规范笔顺及源流、书法，是一款在电脑、手机等设备上随时随地可以查阅，融合了音视频、图像和三维立体模型的有声、有色、有形的立体“辞书”。

2022年1月，《辞海》（第七版）缩印本面市。

《辞海》1936年版两卷本（甲种、乙种、丙种、丁种） 1937年9月出版

《辞海》1936年版两卷本（戊种）1938年6月出版

《辞海》1936年版合订本 1947年5月出版

《辞海》试写稿（供作者编纂参考）1960年3月印

《辞海》二稿样稿本（供作者编纂参考）1960年11月印

《辞海》试行本（16分册，另有总词目表1册，内部发行，供征求意见）1961年10月发行

《辞海》送审本1册 1963年10月印

《辞海》试排本（供内部修改使用，60册） 1963年4月出版

《辞海》未定稿两卷本（内部发行，供继续征求意见） 1965年4月出版

《辞海》分册（修订本，即新一版，28分册）1975年12月~1983年2月出版

《辞海》1979年版 三卷本 1979年9月出版

《辞海》1979年版 缩印本 1980年8月出版

《辞海》语词增补本（与《辞海》语词分册修订本配套）1982年12月出版

《辞海》百科增补本（与《辞海》百科分册修订本配套）1982年12月出版

《辞海》四角号码查字索引本（供检索《辞海》1979年版用）1982年8月出版

《辞海》增补本（由《辞海·语词增补本》和《辞海·百科增补本》合并出版，与《辞海》1979年版三卷本、缩印本配套）1983年12月出版

《辞海》百科词目分类索引 1986年10月出版

《辞海》分册新二版（26分册） 1986年8月~1989年10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 三卷本1989年出版

《辞海》1989年版 缩印本1991年1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 简体字版，三卷本（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合作出版，在香港地区发行） 1989年9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 简体字版，缩印本（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合作出版，在香港地区发行） 1989年9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 繁体字版，三卷本（与台湾东华书局合作出版，在台湾地区发行） 1993年7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 繁体字版，10部分卷本（与台湾东华书局合作出版，在台湾地区发行） 1993年7月出版

《辞海》1989年版增补本 1995年12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彩图本（部首，五卷本） 1999年9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彩图珍藏本（部首，九卷本） 1999年9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普及本（部首，三卷本）1999年9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缩印本（部首，一卷本）2000年1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彩图缩印本（音序，五卷本）2001年8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普及本（音序，三卷本）2002年8月出版

《辞海》1999年版 缩印本（音序，一卷本）2002年1月出版

《辞海》2009年版 2009年9月21日出版

附：《辞海》分册（称谓杂，包括：修订稿、修订稿、修订本、新一版，等等）

共20分册28本；以后又出版2本增补本。出版社先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后为上海辞书出版社。

版本详目如下，供收藏参考：

1、辞海·语词分册（上、下）

2、辞海·哲学分册

3、辞海·经济分册

4、辞海·政治法律分册

5、辞海·军事分册

6、辞海·国际分册

7、辞海·民族分册

8、辞海·宗教分册

9、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历史）

10、辞海·地理分册（中国地理、历史地理、世界地理）

11、辞海·文学分册

12、辞海·艺术分册

13、辞海·语言文字分册

14、辞海·文化体育分册

15、辞海·教育心理分册

16、辞海·理科分册（上、下）

17、辞海·生物分册

18、辞海·农业分册

19、辞海·医药卫生分册

20、辞海·工程技术分册（上、下）

以后又出版：

21、辞海·百科增补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辞海》和《大辞海》是大型综合性词典，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通过不断实施高质量的重大文化工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