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霍尔姆·罗伯逊(Dennis Holme Robertson,1890-1963，一译为丹尼斯·罗伯特森)，或丹尼斯·罗伯特森爵士(Professor Sir Denis Robertson)，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出生于英国剑桥郡。在庇古教授和凯恩斯的指导下，钻研马歇尔经济学。从此，他和凯恩斯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一直保持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革命的高潮时期才与凯恩斯分道扬镳。

中文名：丹尼斯·霍尔姆·罗伯逊

外文名：Dennis H. Robertson

国籍：英国

出生日期：1890年

逝世日期：1963年

职业：经济学家

主要著作

《产业波动研究》

《货币》

《产业的控制》

《银行政策与物价水平》

《经济原理讲义》

此外，他还先后发表了90余篇文章，其中较重要的大都收集在9本论文集，如《货币理论论文集》、《效用及其他》、《货币与利息论文集》中。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丹尼斯·H·罗伯逊生于1890年，排行第六，其父是海雷布瑞（Haileybury）学校的校长。罗伯逊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过书，在取得古典文学第一学位和经济学习第二学位后，于1914年当选为三一学院的教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服兵役。1926-1927年间，他自费到亚洲旅游，由苏联入中国，滞留十几日后，渡海而去。1930年成为剑桥大学的高级讲师。1938年因与凯恩斯“马戏团”成员有隙而离开剑桥，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银行学系主任，随后由于战争需要被调派到英国财政部。1944年他被推举接替庇古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于是回到剑桥大学，任职到1957年退休，1963年在剑桥逝世。从1944年到1946年，他是平衡收支皇家委员会的首席成员，1957年到1958年，是价格、生产和收入Cohen委员会唯一的经济学家。 罗伯逊兴趣非常广泛，作为一个职业经济学家的同时，他还是当时一位非常有名的演员，对古典文学造诣甚深，特别对诗歌有着一如既往的爱好，常有新作见诸于报刊。他的写作风格非常特别，以《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为例，全书仅103页，语言简练，但却寓意深刻，被喻为当时最难懂的经济学着作之一；后期的着作以书评和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评述居多，落笔行文幽默、尖刻而又不失真诚。

剑桥大学

罗伯逊一生着作甚丰，最有名的便是他为剑桥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们写的教材《货币》，但是他的学术声誉却主要来自于1915年发表的硕士论文《一个工业经济波动的研究》和发表于1926年的《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以下简称《银行》）。他后期在剑桥大学的大部分讲稿收集在《经济原理讲义》一书中。两战之间，罗伯逊写过大量的关于政策建议的文章，他的一生共写有论文100多篇，其中有30篇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另有15本书，涉及经济学的几乎所有方面。 他还先后发表了90余篇文章，其中较重要的大都收集在9本论文集，如《货币理论论文集》、《效用及其他》、《货币与利息论文集》中。主要著作有：《产业波动研究》、《货币》、《产业的控制》、《银行政策与物价水平》、《经济原理讲义》，罗伯逊在《银行业政策和价格水平》（1926）一文中，对不同形式的储蓄或“缺乏”作出了最为详尽的分析。他引入了“自动缺乏”的概念（指强制储蓄）：在计划消费上的自愿减少，当由于新创造的货币被加入到用于日常在市场上买卖商品的货币流而造成价格水平提高时，它就会出现。

罗伯逊将他大部分的精力灌注于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他曾经说过：工业波动、货币、信用以及就业等问题“一直是经济学中我最感兴趣的领域，对该领域的研究也是我期望能被后人记起的唯一的个人贡献”。 罗伯逊是第一个重视实际经济因素在工业循环中的作用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理论曾被认为是对宏观经济周期的一个非货币的、过度投资的解释。

在考虑工业波动的性质时，罗伯逊不仅考虑价格和信贷的周期特征而且考虑到了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性波动。在《一个工业经济波动的研究》中，他就是以实际国民收入的周期波动为考察对象的。他将工业波动描述为“价格水平，货币利润水平以及就业水平的准节律运动”。至于工业波动的原因，他反对当时两种流行的观点：第一种是以霍特里为代表的纯货币经济周期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特点和造成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可以在货币系统的缺点中找到；而另一种是以庇古为代表的心理周期的观点，认为业界领导者的决策脾性方面的缺点是导致贸易周期的主要原因。对此，罗伯逊说：“我坚持认为应比流行的解释方式更加注重于某些与货币和心理原因相反的，引起经济波动的‘真实’原因”。当然，罗伯逊并没有否定经济循环的货币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他只是说货币或心理因素不是引起经济周期的唯一原因，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罗伯逊将经济波动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类，其中前者与实际因素相关，而后者则主要和货币因素及心理因素相关。造成合理波动的原因深藏于资本主义的技术和法律结构之中，是经济发展和资本形成过程所必需的，由此而引起的价格波动也是合理的，由他的强迫储蓄理论甚至能够得出资本形成需要一般价格水平的适当波动的结论。不合理的波动是由货币体系或心理因素对实际因素的过度反应而引起的，罗伯逊认为只有这种波动才应该想办法尽量避免。 罗伯逊总是将各个产业部门分开来考虑，以探究它们在经济周期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比如，“建筑商品和即时消费商品的行为特征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前者在萧条期的产出水平会低于上一期经济繁荣时的水平，而后者却有可能继续保持上升。以至在任何情况下，萧条的基本特征并不总是实际产出水平的下降，而应该是无法将产出维持在考虑到现有生产设施的实际可能的产出水平上”。 罗伯逊认为，每一个经济周期都会有它自己的特点，无法用一套标准化的经济政策平抑之，所以，在谈到对付工业波动的银行政策时，罗伯逊说：“我坚信‘信贷控制’政策，而不同意在货币事务上的放任自由的政策；但是，我推测，在长期中实施信贷控制也许是一件很难的事，远比那些受激进论调引导的人们所预计的要难得多，最终我们也许会认识到信贷控制不是一剂独立的药方，而只是一个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和全面的稳定方案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丹尼斯·霍尔姆·罗伯逊是凯恩斯的学生，而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1946年凯恩斯去世一直是他的好友。在凯恩斯的大量内容广泛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经常互相交换手稿， 以极为坦率的态度批评对方。罗伯逊反复阅读过《通论》，提出过详细修改建议。尽管凯恩斯非常愿意接受他的批评，但是罗伯逊发现自己不能接受凯恩斯的新理论，因此没有参加“凯恩斯革命”。虽然两人关系变得紧张，但是他并没有像疏远凯恩斯激进的信徒(卡恩、卡尔多，尤其是琼·罗宾逊)那样疏远凯恩斯。 罗伯逊和凯恩斯-----由合作走向分歧

早期的合作

1909年，就在罗伯逊参加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考试的前一年，凯恩斯虽然没有获得皇家学院研究院研究员资格，却在刚刚接替马歇尔荣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的庇古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个讲师的职位，从而重返剑桥。罗伯逊进入三一学院时，凯恩斯正好兼任经济学科的研究指导员。从此，这两位经济学家的交流和合作便开始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才有了几年的分离。

从《凯恩斯选集》所收入的罗伯逊和凯恩斯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这些信经常就一些重要的和细节的经济学的问题展开讨论，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纪录也许只是他们思想交流之冰山一角。据哈罗德的记载，当凯恩斯写《货币论》时，“他们作过多次长谈，以追求真理。”在此之前，他们面对面的交流肯定更多。

他们之间的学术讨论最早主要是围绕罗伯逊的《工业波动研究》一书的手稿展开的，凯恩斯虽然没有在公开刊物上进行书面的推介和评价，但是他对该书的重视程度却是显而易见的，曾给罗伯逊去信称这本书是“对该领域的一个最精彩和重要的贡献”。另外，凯恩斯还在他主持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罗伯逊也是其成员）的例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对罗伯逊的经济波动过度投资理论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更重视银行运作和信贷创造的过度投资理论，这很近似于后来的强迫储蓄理论。正是在凯恩斯的影响下，罗伯逊在《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中解释并发展了该理论。

战争的爆发中断了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直到1920年，罗伯逊和凯恩斯的合作才得以延续。整个二十年代，他们都在一起工作，并致力于将储蓄和投资分析以及利率理论应用于商业循环理论，而且重点考察了银行政策和商业银行的关系。围绕这两个主题产生了四本书：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罗伯逊的《货币》和《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在这一阶段，他们对大部分问题都有着一致的理解和看法。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中关于如何运用银行政策以克服经济波动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倚重于罗伯逊对该问题的研究，而且从该书中可以看出，当时凯恩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剑桥经济学的继承者，而罗伯逊对萨伊定律却自始至终保有批判态度。

在罗伯逊写作《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时，他和凯恩斯之间曾有过一些分歧，但是到1926年该书出版时，罗伯逊根据凯恩斯的意见作了大量的修改，他们便又重新达成了一致。罗伯逊在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中曾经写道：“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和J.M.凯恩斯先生进行了多次详细的讨论，根据他的建议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我实在难以区分其中所包含的想法有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 该书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介绍了各种形式的储蓄的定义，讨论了储蓄在商业循环中的作用，并发展了强迫储蓄理论，为银行如何制定适当的政策以对付商业循环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凯恩斯曾写信给罗伯逊说：“我喜欢这本书，虽然上帝知道，它是如此的简洁”，后来他又写道：“我认为你经修改后的第五章非常出色——新颖且重要，我认为大体上是正确的，没有什么具体的批评意见，这一章是本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但是，他又担心很少有经济学家能读懂这本书。

1928年，《货币》一书再版，在序言中罗伯逊提到：“我对约·梅·凯恩斯先生的感激……已经累计到了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程度。”但是，到这时候凯恩斯的《货币论》的写作已到了后期，他们关于商业循环中的储蓄和投资行为、银行政策等的理解的分歧已经很大了。到《货币论》出版时，这种分歧已经难以弥补，最终到1936年的《通论》时，他们站到了相互对立的两面。罗伯逊始终信奉他在《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的第五章中所阐述的强迫储蓄理论，而凯恩斯却越走越远，强迫储蓄在他的视野中已经不再重要，而逐渐被由哈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流动偏好理论和乘数理论所代替。

罗伯逊对《货币论》的批评

从《货币论》到《通论》

凯恩斯的《货币论》断断续续写了六年，在1928年初稿的第23章中，凯恩斯基本上采纳了罗伯逊在《银行》中的分析方法，和强迫储蓄概念有很强的相似性（后来这一章被删掉）。到1930年，《货币论》即将出版时，强迫储蓄概念在凯恩斯的这本书中几乎消失了。凯恩斯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他后来采用了与罗伯逊不同的储蓄和投资的概念，从而储蓄在商业循环中所起的作用就变了，最终导致了他们在银行政策的目标和性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虽然，罗伯逊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本书的第七稿的内容对我来说大部分都是新的，非常精彩”，但是，他又曾抱怨说：“我无比失望地发现，我对该书的某些部分依然难以苟同，当然不是总体的结构”。自此，他再也没有表示过对这本书的正面评价。罗伯逊和凯恩斯的分歧主要来源于后者对强迫储蓄概念的忽视。1949年，罗伯逊曾回忆起他当时的失望心情，并对凯恩斯从来没有真正把握他所提出来的时期分析方法表示遗憾。这种分歧导致了一些不同的概念和术语，凯恩斯的分析运用了储蓄和投资的总量概念，而罗伯逊却总是将储蓄区分为自愿储蓄和强迫储蓄，将投资区分为固定资本投资和流动资本投资，并分别考察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同作用。在这时，他们都认为储蓄和投资并不必然是相等的，在罗伯逊写作《银行》的时候，他们对这种不等的原因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为储蓄和投资的不等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分歧。罗伯逊认为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持有的人们将所有获得的货币都尽数花出去的观点更接近于古典传统。他也反对凯恩斯将货币政策的目的定位于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传统观念，坚持认为银行创造信用以融通固定资本和营运资本的投资必然会伴随着商业循环中产出的合理波动，而这种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价格水平的不稳定。

在《货币论》写作的后期，罗伯逊和凯恩斯之间在公开刊物上的争论便开始了，哈耶克在1931年也加入了这场争论，后来霍特里也参与其中。这是一场错综复杂且充满智慧的学术大辩论，当时最重要的几位经济学家挟数十年的理论修为，各抒己见，互相攻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平常所说的概念和术语之争的范畴。

关于《货币论》的争论硝烟未灭，凯恩斯就已经开始准备他的《通论》了，在这一段时间内，虽然他和罗伯逊在很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依然在一起工作。只是对凯恩斯的新理论的批评主要来自剑桥的一批新生代经济学家，即所谓的剑桥大学“马戏团”，罗伯逊是“马戏团”之外第一个看到《通论》初稿的经济学家。1935年，罗伯逊就《通论》展开了深入的评论，凯恩斯也作了积极回应，但是罗伯逊对这本书越来越缺乏信心，他甚至很不客气地给凯恩斯写信说：“你的理论结构对我来说大部分都是胡言乱语（Mumbo-jumbo）”。这无疑冒犯了凯恩斯，1935年3月，他们之间的交流停止了，直到《通论》出版之后。

对《通论》的批评

罗伯逊研究《通论》所花的时间比凯恩斯本人和其他任何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所花的时间都要多，几乎占去了他后半生的主要精力，使他没有时间去完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希克斯曾经以讽刺的口吻这样描述罗伯逊考察《通论》时的认真态度：就象“一个拿着显微镜研究一幅修拉画作的人，对每一个形状丑陋的瑕点进行抨击。”

莫格里齐认为《通论》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消费函数理论、乘数理论、投资理论和流动性偏好利率理论。罗伯逊对上述几个部分都有过系统的评述，我们将看到罗伯逊的发现是非

《通论》

常关键的，他作为一个严肃的经济理论家所提出的大部分批评都应该引起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而不应该象维尔森所说的那样把罗伯逊的论述看作是“掷于公众脸上的一罐油漆。”凯恩斯非常注重消费函数的分析，从消费函数出发，他引申出了乘数概念以及产出和储蓄的投资决定论。凯恩斯对古典理论所坚持的投资和储蓄通过利息率达到一致的观点展开了攻击，认为是投资决定储蓄而不是相反，与储蓄相关联的变量是收入而不是利息率。罗伯逊对凯恩斯的这种观点有过一连串的批评，这些批评基本上都和凯恩斯的储蓄和投资的概念有关。

后来的解释者由《通论》导出了两种储蓄/投资的分析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乘数分析法，由于在比较静态中讨论问题，储蓄和投资将会即刻相等，即进行投资的金融需求会立刻由自愿储蓄所满足，没有必要由银行创造信贷资金或公众的强迫储蓄以满足投资的金融需求。这种方法认为在经济中只要有闲置的资源存在，即使银行增加信贷也不会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而在强迫储蓄概念下，只要银行创造信贷，即使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价格水平也会增加。罗伯逊并不反对消费和储蓄部分地由实际收入决定的看法，实际上早在《通论》出版之前他就持有这种观点。但是，在他的动态分析方法中，与此相联系的收入必须是有一期滞后的。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将发现罗伯逊对凯恩斯的批判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对他的比较静态（或即时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对于罗伯逊来说，消费/储蓄倾向是不稳定的，它会受到利息率、银行政策、信贷创造以及公众的窖藏欲望等的影响，从而乘数也是不精确的，而且凯恩斯还没有考虑到加速数的问题。

因此，对于罗伯逊而言，乘数并不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在用途的小积木”，更不是一个什么里程碑。

由《通论》引申出来的关于储蓄/投资问题的第二个分析方法是“事前-事后”分析，但是他们在这么做时总是通过定义的方法使投资和储蓄达到一致，这和《货币论》中的经济的波动源于储蓄和投资不等的观点完全相反。罗伯逊曾说，这种概念的混乱“使我们又回到了前-怀特和前-维克塞尔时期，混淆而不是澄清了投资行为实施时所发生的事情。”

凯恩斯坚持储蓄和投资是通过收入水平而不是通过利率而相等的观点，使他不得不放弃利率决定的可贷基金理论。由于利率和储蓄直接相关的观点会降低消费倾向的稳定性，从而危及他的乘数理论，为此，他不得不处心积虑，创立了利率决定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出于同样的理由，凯恩斯否定了生产力以及勤俭节约等因素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而这两者在马歇尔的理论中和在罗伯逊的货币性可贷基金理论中都是利息率的重要决定变量。对于凯恩斯来说，利息率完全由货币存量而非流量决定，这是一种纯货币的利息率理论。而罗伯逊的可贷基金理论认为利息率由可贷基金的流量决定，影响这些流量的既有货币因素也有实际因素。可贷基金的供给和需求随着银行政策、生产率以及人们的节约习惯等的变动而不断调整。

罗伯逊给凯恩斯的最终评价是：他“磨错了一把斧子，并沿着错误的街道往前猛冲”。这里所说的“斧子”意指乘数概念，而“错误的街道”指的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与融资动机相对应的货币具有流量货币的性质，这与《通论》的存量货币形式有较大的差别，因此罗伯逊（1940）认为，凯恩斯提出“融资动机”实际上是向可贷基金的流量货币形式妥协，认为可贷基金利率决定模型和灵活偏好利率决定模型分析是等价的。蒋硕杰对此总结道：“（融资性需求）具有投资的流量决策引起的流量特性……正如凯恩斯在他给俄林的回信中所述（1937年），融资是一种周转性资金……只要它是被用于现时支出，流动性的缺乏便会自动得到补偿，短期处于缺少流动性情况的打算也便是再度可行的，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货币循环流动观念的再次肯定，这一观念也是可贷基金理论家从一开始就一再强调的，而凯恩斯本人却因过分强调资产现金配置中整个货币数量是人们自愿持有而最终忽视了它。”

在《通论》中，虽然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罗伯逊和凯恩斯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在某些方面也不乏一致性，特别是在有效需求和财政政策问题上。早在1915年在一篇政策建议的文章中，罗伯逊就提出了开展公共工程以对抗萧条的设想，并且强调经济萧条来源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而且他一直坚信有效需求是就业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直到1945年，罗伯逊还对庇古刚刚出版的一本书中所提出的调节工资而不是总需求以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表示了不同见解。

在一些《通论》出版后的通信中，我们也能看出他们在其他很多理论问题上的一致性。1936年，罗伯逊在美国访问时曾将他当时所写的两篇关于国际经济的文章寄给了凯恩斯，凯恩斯回信写道：“读了你在美国的两篇文章后，我感觉在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多根本意义上的分歧——甚至比你想象的还要少。……你会发现，你在哈佛写的那篇文章和我去年早期为泰晤士报所写的两篇文章走的是同一个路子”。罗伯逊的回信也有相同的表示。凯恩斯也承认，他的流动偏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罗伯逊在两战之间的很多理论研究，同时又表示该理论与马歇尔和庇古关系不大。

1938年，罗伯逊决定离开当时正被凯恩斯革命热潮所笼罩的剑桥大学，到伦敦经济学院去担任银行学系的系主任。在伦敦经济学院仅呆了一年，他便又因为战争的需要应招进入财政部，担任第三部长弗里德里齐·菲利普斯的经济顾问，负责国际收支工作，主要任务是管理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而凯恩斯却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顾问。从此，他们之间的联系又开始了。1943年罗伯逊前往华盛顿讨论英美之间战时的租借安排问题，后来他又参与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工作。围绕布雷顿森林会议，凯恩斯和罗伯逊再一次携手，对于这次国际金融大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两人都心照不宣，并埋头努力工作。凯恩斯在给他母亲的的信中曾说：“丹尼斯·罗伯逊是所有工作人员中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个——绝对是一个能够提供帮助的一流的头脑”。可惜的是，在这一段时间中，他们没空讨论《通论》和其他的经济学纯理论问题。

事实上，留给他们面对面讨论《通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战后，罗伯逊又回到了剑桥这个凯恩斯革命的中心，接替庇古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但是，这时剑桥已经没有了凯恩斯，他已陷入重病，并于1946年4月21日去世了！4月25日，罗伯逊在给大学生们的讲演中提到：“我很荣幸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于伦敦、华盛顿、布雷顿森林镇在我最尊敬的老朋友凯恩斯手下工作……。我曾希望在今后平静的年代里能够有一段悠闲的时光和他一起面对面地讨论一些教学和理论问题，这种讨论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是难以进行的”，但是，他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