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也称“比较文化研究”。它指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揭示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心理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异同，从而为把握社会心理现象中的普遍性提供认识依据的一种方法和活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中常用的一种实验方法，指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或群体为对象的研究。

中文名：跨文化研究

外文名：Cross-cultural studies

有时称：比较文化研究

隶属：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最早研究者：希罗多德

泰勒（Edward B. Tylor）在对居所和礼仪与其他社会特征进行比较时，第一次做了真正的跨文化比较。高尔顿（Francis Galton）对此表示质疑，他认为，分布广泛的跨文化样本单位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反映功能关系，也可能是文化的传播和继承关系。共享历史的社会可能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因而不能比较。这个争论后来成为著名的“高尔顿氏问题”，导致系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消失了大半个世纪。直至默多克（George P. Mur-dock）恢复这项工作。从70年代起，研究者更多地使用精密的统计方法来控制“高尔顿氏问题”以及宗教多样性和群体意义等问题。跨文化分析使用连续区域的和世界范围的两种样本。前者对存在语言学联系的社会进行区域性的可比较研究，重点探讨跨单一地区的传播过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后者对社会的研究通过利用世界范围的全面文化样本，寻求排除语言、历史上的联系，来表明它们彼此是独立的。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依靠二手材料。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是非盈利性的，是国际性的学院、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默多克指导的“跨文化调查”，始于20世纪30年代，1949年形成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并在耶鲁大学校园里落户。这是一个数据库，是对大约350个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的民族志记录的系统化收集。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缩微胶片包含了这些社会相关民族志资料的全部文本。另外，它根据默多克所编写的《文化资料大纲》规则编排，使得研究者能在700多个不同主题里迅速定位信息。这样，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已经成为跨文化资料的便利来源。世界上超过300家研究机构有全部或部分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计算机化更加拓展了它的用途。一些研究者用田野工作来进行共时性比较研究，即一组研究者用相同的或相近的方法集中关注于一组共同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怀廷夫妇（John and Beatrice Whiting）的六文化研究，即对抚养儿童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所做的研究。如果不能做共同研究，在各自独立的项目里，使用一致的方法论收集的数据并用单一的标准化的规则系统也能够进行比较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学科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此期各国比较文学研究空前活跃，成绩卓著，异彩纷呈，其中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被国际比较文学学界认为是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美国学者韦斯坦因认为是具有爆炸意义的事件。

以季羡林、钱钟书、李赋宁、杨周翰、贾植芳、施蛰存、朱维之、戈宝权、赵瑞蕻、林清秀等一批前辈学者领航开路，著书立说，开复兴中国比较文学风气之先，乐黛云、廖鸿钧、陈惇、卢康华，孙景尧、倪蕊琴、饶芃子、谢天振、曹顺庆、孟华、严绍璗、周发祥、钱林森、崔宝衡、张铁夫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紧步其后，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使之走向了显学的坦途。

二十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已经打通了比较文学的学术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开展了以对话、沟通，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从时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转型的新角度，在多元文化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新未来，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第三阶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中国学者摆脱比较文学的传统观念，冲破比较文学“欧洲中心论”的樊篱，不断更新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以新观念、新眼光，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对话，促进互识、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期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学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