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1842年—1917年），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清末民初教育家、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实业家。湖南长沙人。王先谦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治九年（1870年）后，多次担任地方乡试正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升任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年），外放授江苏学政，任满后请假回籍，专心讲学。先后任城南书院（1891—1893年）、岳麓书院（1894—1903年）山长。戊戌变法期间，为保守派领军人物。清末新政期间，担任过湖南师范馆馆长、学务公所议长、湖南铁路局名誉总理、湖南省咨议局会办等职。辛亥革命后，对时事不满，闭门著书。民国六年（1917年），逝世于长沙，享年七十六岁。王先谦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史、子、集各传统学术取得丰硕成果。他治学重考据、校勘。编有《皇清经解续编》《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等。著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等。诗文集有《虚受堂诗文集》。（概述图来源：葵园年刊卷首王先谦冠像）

本名：王先谦

别名：葵园先生

字：益吾

所处时代：清末民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湖南长沙

出生日期：1842年8月6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

逝世日期：1917年1月8日（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主要作品：著《虚受堂诗文集》《汉书补注》《诗三家义集疏》等

主要成就：晚清经史考据大家洋务派湘绅领袖

早年生活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42年8月6日），王先谦生于湖南长沙营盘街。出生时，王家的家庭事务全都由父亲王锡光支撑，生计艰难，即使上顿不接下顿，但家中日子十分温暖。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王先谦始入家塾，跟从伯兄王先和学习。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王先谦由父亲王锡光命名先谦，字益吾， 父亲开始教他学诗文，以杜甫、苏轼诗为宗。

咸丰二年（1852年），王先谦跟随县学生闵振瀚学习。 不久，先后随从县学生林树荣、黄锡涛学习时文。

咸丰七年（1857年），王先谦应县、府试，都名列前茅，于是进入县学，参加乡试落第。

咸丰十年（1860年）三年后，参加科试，中一等第八名。

幕僚三载

咸丰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61年3月28日），王锡光过世。 遭此一变，王先谦家境更加困难，遭亲戚嗤笑，见好友黄士畸从军湖北，遂萌生投笔从戎的念头。 六月，王先谦抵达武昌，由父执胡心泉及兄友李谟引荐，再赴安徽安庆入长江水师向导营，狼山镇总兵王吉聘其为掌书记。九月，王先谦辞归。

同治三年（1863年），王先谦在湖北提督梁洪胜营充任幕僚。

同治四年（1864年）二月，捻军围困霸山，王先谦随梁洪胜率军赴援。围解后，清军追至光化（今老河口市）。恰逢捻军将领赖汶光、陈得才会军于湖北天门，梁洪胜部被围困于此，大败。 四月二十四日（5月29日），清军再败于九真庙，王先谦随梁洪胜突围出，幸免者仅百余人。 被困期间，梁洪胜欲派兵护送先谦等人突围先走，王先谦坚辞，执意留下。 六月，王先谦辞军南归，有诗勉励梁洪胜以本次败绩为鉴。 九月，王先谦参加乡试，中举人第四十名。

科举通畅

同治四年三月初六日（1865年4月1日），王先谦参加会试，中进士第二百名。 覆试中二等第二十五名，殿试二甲第九十二名。朝考一等第四名，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王先谦参加散馆考试，位列一等第六名，被授翰林院编修。

主持闱场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王先谦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考官。九月初一日（9月25日），抵昆明。乡试榜发，王先谦提拔许印芳 、彭启商 、宋廷梁 、杨凤朝 等人。随后，王先谦作《云南乡试录》复命，又乞假三月省亲。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王先谦充会试同考官。四月榜发，龙起涛出王先谦房，中进士。 缪荃孙、李慈铭、朱一新、赵铭等人，虽经过王先谦力荐，但均因种种原因落第。

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王先谦出任江西恩科乡试正考官。副考官为其同年编修潘衍桐。 九月九日（10曰6日），出自王先谦房中的彭毓海中举人，请求其为父作墓志铭。

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王先谦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正考官为潘斯濂。八月，榜发，其试得的陈昌绅来访。 王先谦随后回京，并作《后序》。 十二月，王先谦补任实录馆纂修。

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王先谦转补左中允。八月，奏派纂修《穆宗毅皇帝圣训》。九月，实录馆全书过半，总裁奏请嘉奖尤为出力人员，王先谦位列其中。

中枢议政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王先谦升补国子监祭酒，不久刊刻《国朝试律诗钞》《馆课诗存》。 五月十六日（6月23日），因英、法等国使臣请宽减私自签订对俄条约的崇厚罪名，王先谦与内阁学士胡聘之奏减免其罪。 二十四日（7月1日），内阁会议再议俄事，王先谦认为对俄战争不可轻易开， 并奏洋务事宜。 七、八月间，又曾有函与刘坤一谈及轮船招商局事宜。 十月二十六日（11月28日），弹劾招商局盛宣怀、唐廷枢等营私害公、败坏局务等，请加整顿。 折上后，慈禧太后谕令李鸿章会同刘坤一认真查究。李回奏中，仍竭力回护盛等人。 刘坤一回奏，则力劾盛宣怀。 此事遂不了了之。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一日（1881年4月19日），曾纪泽自巴黎来函，谈及赴俄改约之事，并劝先谦出国游历。 王先谦复函中谈及对时局的看法，以照顾母亲为由婉拒出洋请求。 九月初六（10月28日），左宗棠补授两江总督。王先谦向宗棠请筹太学经费，增加诸生津贴。左宗棠允诺抵江督任后拨款。

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五日（1885年7月26日），王先谦再次出任国子监祭酒。二十三日，奏《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 七月二十日（8月29日），奏《请国学添设举监名目，准举人入监肆业折》及《请恩准职官入监》，均依议准行。

督学苏省

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一日（9月9日），王先谦出任江苏学政。 十一月，王先谦在江阴南菁书院开设书局，汇刻先哲笺注经史遗书，并捐千金为倡。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王先谦重修学署后花园，即“寄园”， 搜集存雪亭诗碑重建碑廊，名曰“墨华榭”，并建“永慕庐”三间，俸父母之遗像。 又建“虚受堂”为“朝夕读书游憩之所”。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皇清经解续编》历时三年刊成 ，成书1000余卷。同年又刊《南菁书院丛书》。 不久又选嘉庆年间以来名人时文，刊为《江左制义辑存》。 八月初十日（9月15日），奏《交卸后请假两月回籍修墓》一折，奉旨准假两个月。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31日），王先谦抵长沙，住在喻家巷族祠公屋。

杏坛岁月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王先谦假期已满，便呈请湖南巡抚王文韶代奏开缺，卸江苏学政任，回长沙定居。

王先谦画像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王先谦应郭嵩焘之请，主讲思贤讲舍。并于讲舍内设一书局，搜刻书籍。

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月，王先谦任城南书院院长，并推荐杨书霖主讲思贤讲舍。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陈宝箴由直隶布政使迁湖南巡抚任。王先谦曾与其论练兵 和创办和丰火柴公司事宜。 十二月，王先谦所刻《释名疏证补》八卷将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王先谦刻《葵园校士录存》成，自为序，其中颇见其对时文的矛盾心态。 十月，参与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 十一月，筹议开办学堂。十二月，王先谦与公司诸绅上书陈宝箴，呈请设立时务学堂。陈宝箴接到禀呈后很快批准，并责成公司、学堂归并办理。

保守卫道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六日（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开学。熊希龄任学堂总理，王先谦等人任学堂绅董随陈宝箴出席学堂开学庆典。 同年，王先谦在长沙创办发电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南学会成立。二月初一日（2月21日），南学会首次开讲 ，王先谦随陈宝箴到场听讲。 二月十五日（3月7日），谭嗣同等集资创办《湘报》，刊登南学会演说。不久，南学会、湘报馆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包括来自张之洞、欧阳中鹄的指责。 闰三月，熊希龄等邀请先谦前往南学会演讲，先谦辞拒不往。 毕永年指责王先谦“作为院长，不住院督课”，“拒绝到南学会演讲”。先谦复函，逐一驳回对他的指责，表示对南学会“空谈”的不满，分歧较大，但并未公开攻击南学会。 随即，王先谦等联名函告京师，称“陈宝箴不守祖宗成法，恐怕会有大的有碍社会的事情来。” 旅京湖南官绅接函后，很快请御史徐树铭据信弹劾。张之洞听闻后致电徐仁铸，请饬“即日截止。” 五月初，叶德辉向王先谦出示时务学堂教习批语、札记，间激进言辞连篇累牍。 五月十二日，守旧派学生宾凤阳等人上书王先谦，以维护“名教纲常”为名，攻击时务学堂，要求从严整顿，辞退梁启超等人，另聘教习。 五月中旬，陈宝箴委任黄遵宪为时务学堂总理官，并批准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三教习和熊希龄的辞呈。 五月二十二日（7月10日），王先谦等十人联名向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 二十五日（7月13日），熊希龄也联合黄膺等士绅，上书陈宝箴，痛陈湖南书院积弊，恳请遵旨力加整顿。 当陈宝箴准备调查此事时，王先谦则为宾凤阳承担责任，以辞馆相要挟，陈宝箴不得不让步。

六月，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师生又签订《湘省学约》，提出辟异端等约定。学使徐仁铸查究“倡议主笔之人”，王先谦虽删去“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语，但听闻康有为民权之说，便“挺身独任”，表示要维护“名教纲常”，徐仁铸只得作罢。 七月初六日（8月22日），时务学堂控告岳麓书院生宾凤阳等“匿名揭帖”。 陈宝箴、徐仁铸传讯，王先谦又与陈、徐多次辩白， 几成水火。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此前，陈、徐二人先后致函先谦，语气遽变。 二十一日（10月6日），陈宝箴革职。次日，布政使俞廉三补授湖南巡抚。随后下令停止一切新政，王先谦力陈制造公司不能停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唐才常等所领自立军起义失败。八月，王先谦与门生叶德辉向湖南巡抚俞廉三告密，导致湖南维新人士百余人被杀，被湖南人骂作“劣绅二麻”。

乡绅魁首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到任后，锐意兴办新式学堂，王先谦不满学堂助长革命风气，辞退激进宣扬革命的学生四名，赵尔巽却将他们安排到高等学堂，二人矛盾激化。之后又为学堂事与湖南按察使张鹤龄发生摩擦。 十二月，王先谦不再到湖南师范馆教书。 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因英商贝纳赐在长沙开行贸易，王先谦等禀告端方，请求驱赶，以维护地方权利。当时张鹤龄主张华洋杂居，指责王先谦“干预”、“把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张之洞奏派王先谦总理粤汉铁路。王先谦婉拒，张之洞遂奏以袁树勋为公司总经理，王先谦为名誉总理。 其间，因听闻邮传部尚书张百熙欲奏派自己总理铁路，王先谦亦致函力辞。函中又对让粤人承修湘省境内永兴至乐昌段铁路表示不满， 不久，湘省官、绅、商为铁路事意见分歧，势成水火。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王先谦被聘为礼学馆顾问，以年力衰颓为由而推辞。 五月，湖广总督陈夔龙、湖南巡抚岑春蓂将王先谦著作《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进呈朝廷，奏请赏给内阁学士及三品卿衔。六月初三日，清廷嘉奖，赏王先谦内阁学士衔。 八月初一日（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各纲要及逐年筹备事宜，颁行京外官署，依限举办。王先谦函呈岑春蓂，反对宪法、自治等措施。

身陷风波

宣统二年（1910）春长沙瞿鸿禨宅内超览楼合影（左三王先谦）

宣统二年三月初四日（1910年4月13日），湖南灾荒，因叶德辉积谷万余石，激起“长沙抢米风潮”，黄自元等绅以王先谦的名义致电署湖广总督瑞瀓，请求撤换岑春蓂，并将王先谦位列首名。 十六日，长沙又发生焚烧抚署事件。湖广总督清廷责令瑞瀓查奏。四月，瑞瀓迁罪于士绅，将布政使庄赓良罢免后，王先谦亦获降五级处分。 王先谦致电瑞瀓辨白，瑞瀓置之不理。等到瑞瀓奉命查奏此事，所派二员又为与王先谦有仇隙的候补道任筱堂的门生。瑞瀓乃据二员回奏上报：“先前湖南地方筹办开仓卖粮，是由于王先谦等人首先持反对意见，才导致事情拖延”等语， 导致处分下达后，咨议局议长谭延闿等湘籍官吏和邮传部侍郎胡祖荫代为开脱，都未能奏效。

此案平息后，京城内外的士大夫都明白王先谦的冤屈，王先谦的学生、瑞瀓的老师柯绍忞厉声斥问瑞瀓王先谦为何遭贬。瑞瀓于是嘱托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奏请开复（受降职者回复原有官衔）王先谦，等到杨文鼎拜访他时，他却闭门谢客，照常拦驾，杨文鼎认为王先谦轻视他攀附权臣李鸿章的出身，便怀恨在心。 因此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宣统二年（1910年）遭贬的湘绅，除了王先谦以外都官复原职。随后末代湖南巡抚余诚格又言将奏请开复，但又因为之后爆发的武昌起义而作罢。

晚年避世

武昌起义后，王先谦改名王遯（意为逃避），迁居乡间，闭门埋首著书，并罗致文人从事古籍和历史文献的编校刊印工作。

民国六年（1917年），王先谦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0日），葬于凉塘庄。

政治

大力抨击权臣

面对着晚清统治者腐朽、麻木的通病，王先谦急切地希冀其能振作起来，变计图存。因此，他往往不怕风险，敢于正颜直谏，针砭时弊。 而且措辞犀利，是改革派批判精神的再现。他要求统治者握自主之权，并割除有害恶瘤，是符合民族利益的。

对于慈禧太后为自己享乐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挪用海防经费修建三海工程一事，王先谦痛切指出三海工程用费巨大，不过是为了皇太后的游览。而当时“战争刚刚平息，防务还不稳固”，更兼“两江、两湖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应当调拨“修葺三海的款项赈济灾区，保全人命”。 王先谦的行为，较之逢迎慈禧太后的李鸿章，难能可贵。

王先谦不顾轮船招商局背后的李鸿章淮系利益集团，又上书直言招商局的弊端：“自成立以来，因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经营不善，以致连续亏损；尤其是盛宣怀在收买旗昌之际竟私吞巨款达百万两，此后，盛宣怀安插私人亲信，以致局中挂名应差者渐多。”此举足以证明王先谦对洋务派及其举动相当关注，也说明洋务运动存在着明显的弊端。他作为保守士绅，能够以此看待招商局的问题，其态度还是比较公允的。

领导湖南保路运动

清政府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将修路权卖给美国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合兴公司拖延筑路和出售股权给比利时人的事情被揭发，以湖南为首，湘鄂粤三省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美约运动。 湖南爱国绅商首先倡议废除美约，王先谦则为湘省废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王先谦一方面在舆论上联合几省绅商造势，坚定民族立场，一再发出函电，驳斥合兴公司的无理饰词，揭露盛宣怀的卖国行径，转述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的决心。 并联络诸绅同具呈稿，与诸绅上之督抚，拥戴张之洞为废约争路运动的首领， 力请废约， 博得了全国各地各阶层支持和同情。 同时又于9月与龙湛霖、冯锡仁等举行会议，商议派王之春赶赴上海，督促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进行废约交涉。另一方面，王先谦则以自办公司为杠杆，作为第三方势力介入谈判，为民族商绅争取更多的权利，于次年设立湖南铁路支路总公司，出任总理，在铁路尚未收回之前自办事宜，不久即结束活动。 由于王先谦等人的努力，加之清政府也担心筑路权落入法俄之手，遂使粤汉铁路得以收回。当时舆论界评价在废约斗争中，“以龙湛霖、王先谦、冯锡仁为主政，而挺身出战，龙政，力居多；文字声援，王力居多”。

铁路收回后，王先谦创设“粤汉铁路筹款购地公司”于长沙，准备自力修筑湖南境内之铁路。 不久，清政府饬令将湖南境内路段实行“官督商办”，奏派王先谦为“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名誉总理。 为筹集资金，王先谦用尽办法，先是仿效外国公司发行铁路股票和有奖公债；继而提出以米捐、盐捐两项为资本保息（将赈粜米捐拨作路工经费，将衡宝配销盐厘拨充路股） ；请求通过铸造铜元来积累资本；再改为投资开铜矿，由于公司内部商绅与官绅矛盾重重，导致筹款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入不敷出，经济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又以铁路干线国有为名，想再度出让路权。王先谦看到借款修路的危害性，对此持反对立场，他和余肇康致电邮传部，坚决要求取消借款。他对帝国主义凭借铁路向中国内地扩张其势力，侵占中国沿线矿山的企图认识深刻，指出修筑粤汉铁路所需的款项连本带利总共需三亿两，这一笔借款无法按期偿还，只能以铁路作抵押。倘若债权国藉此派兵护路，因路占矿，路之所到，即权力之所到，“亡国有余”。

外交

力主抗击沙俄

王先谦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揭露沙俄的扩张阴谋，力图用铁证使沙俄的野心昭然天下，唤醒国人。他在奏折中指出，沙俄是继英后侵略中国的祸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蓄意侵占，议界之事，屡催不办；且以代收伊犁为词，坚持推延，其时深可虑者又在俄。”不久，他斥责沙俄“生心兼并者久矣”，其“阴谋叵测”。 后来，他在《东华录》中，将沙俄乘英、法侵略中国之机通过讹诈恫吓夺走中国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的过程，作了详细揭露。

王先谦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外交上与沙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擅自与俄国订立《里瓦几亚条约》。当时李鸿章一派主张妥协；左宗棠一派则主张拒约，正当清政府举棋不定时，王先谦坚决主张在抗俄的同时惩办崇厚和回击沙俄的武装挑衅：“边境的冲突非示弱能消弭的，凡是中国的疆土连一尺一寸都不能给别人，而且切勿因事棘手而畏难，勿以目前苟安为可幸，无怵于要挟而游移中变，应明示俄国态度，决不迁就 ”，从而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李鸿章企图放弃新疆“暂弃关（玉门关）外，专清关内（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的卖国主张，并建议派遣左宗棠全权处理有关事项，“先以辞令婉言拒绝，再用通牒摆明道理，并申谕关外的军队厉兵秣马，表示必战的决心” ，以“震慑俄国人的胆魄” ，认为只有这样，形势才能好转。他的建议也成为阻止清政府准约的重要因素之一。

王先谦在奏折中既充分肯定了左宗棠在新疆的爱国行动，还在中俄关系问题上，向清廷提出颇具战略眼光的建议，其要点是：撤遣使臣，以示强硬态度；严密备御东三省，挑选久历戎行的将军，编集壮丁，随时操练，就地耕屯，悉成劲旅 ；蒙古藩部应联络防维，派重臣与各部王公等齐集会盟，申严号令，以振军声而壮藩卫 ；东三省防务特派大员驻奉天，督办东北军务，加强对东北控制； 暂时联合日本，以便牵制俄国。 较为系统的展示了王先谦的防务构想，兼顾多方面因素，可谓周到。

军事

主张强兵

王先谦认为，今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应讲求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 据此，他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军事装备的主张：用西法练兵，购买并仿造外国船舰，专员统辖沿海师船规模，制水雷、修炮台、架电线、筑铁路；培养洋务军事人材。

在战略战术方面，王先谦明确指出，“今国之急务在海军”，提出“创办海军，进可战，退可以守” 的“战守均并”，重在于“战”的思想。他对鼓吹“弃海地数十里，深沟高垒以待”式的作战方式，提出质疑。他建议“海防船政亦切实经理”。 相关事宜等应当次第筹办。他特别强调“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濒海地方，为畿辅门户，尤应严防，非有铁船十数号，不足壮声威而供调遣。”因为沙俄如果见陆地有备，则将避实击虚，“用几条船从海道来犯，便恫吓朝廷，提出一系列要求” ，各海口应防患于未然，及时作相应准备。

王先谦还认识到军事的有生力量——士兵亦是关键。王先谦认识到军兴以来，银粮折减，因此，他主张精选士兵，加强训练。他看重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功劳的湘军、淮军之营勇。但也看到营勇之弊日增，而当“边患纷呈，如今正当力图自强”，应“因时制宜”，减兵并银，“采用西人方法，以练器械；加长行操时间，以练筋骨；严格约束号令，以练心志；提高练习强度，以练才武”， 这样一来，二三年间，兵士力量即可望大有起色。

经济

倡办洋务经济

王先谦提出振兴工商以富国的主张，反对“重农抑商”，大力发展工商业。 既顺应举国办洋务的趋势，也与当时清廷急切想凭富强以增强御辱能力的愿望相吻合。 他继承了改革派“本末皆富“、“缓本急标”以及利民与利国相一致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他认为“为国聚敛，虽小且易，事无不败为民兴利，虽大且难，事无不成。”只有兴利、讲功利、藏富于民，才能使“国家受益甚大”。这是他主张民办企业的理论基础。 他反对官办，主张民办，指出“大抵兴利之事，官办不如民办，官办则多有浪费甚至出现中饱私囊的现象”。民办使商民有自主权，亦踊跃凑股，国家税收增多，财力随之上升，达至富强效果。因此，他提出转变政府行为，采取奖商、护商、兴商的举措。 并且主张大机器开采矿产，纺纱织布，以“防止外国人侵占本土市场和资源”。 为了筹集经费，王先谦还提出了垦荒、开矿、严汰冗员、整顿厘榷、加抽洋药税厘、仿制织造机器等详细的措施，表明他的洋务思想已经颇具规模。

创立矿务公司

湖南矿务总局初创时曾积极鼓励商办，但商人多不肯投资于矿业。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再签庚子条约，外国资本势力有打入湖南之势，以王先谦为首的湘绅维护本国本土利权的意识极为强烈，在外力压迫和全国收回矿权的潮流下，他们防患未然，先后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

当时，各国在华势力正处心积虑掠夺矿产，湖南不免有丧失矿权的危险。当时湖南所产矿砂用土法提炼，亏折很大，只好卖与洋人，洋人将提炼之矿砂返运中国，获利很大。王先谦深知其中的利害，遂有采用西法，自行提炼之意。 为了保护家乡的矿产资源不外泄，王先谦邀同前刑部侍郎龙湛霖等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请求创办湖南炼矿总公司，不久获批，取名为阜湘公司， 除勘采中路、南路各属矿山，还承炼全省矿砂。 不久，他们又等陆续招集多股，成立了沅丰公司。 为了改变两公司“股份不齐，名称不一”的局面，王先谦等人在湖南巡抚赵尔巽的调节下将两公司合并为湖南矿务总公司。

王先谦等人设立矿务总公司，其动机就是抵制外国人到湖南设厂开矿。在请设湖南炼矿总公司的呈文中即明白表示此举就是要改变“洋商贩运矿砂，回国化炼，复行运入中国”牟取暴利的状况。其成立之后，积极修造炼厂，提炼各种矿砂，并在汉口设立转运局， 起到了抵制洋人攫取湖南矿权的作用，以致西方列强一致抗议成立两公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湖南的矿产品出口总量已名列全国之首，自然少不了该公司的一份劳绩。

创办新式企业

王先谦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从传统学术的藩篱中走出来，大声疾呼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发展民族工艺，以争利权，以保家国，他不仅大力倡言，而且身体力行，创办了近代湖南第一家民营工业企业，起了创荆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开湖南风气之先，并带动了整个湖南生产领域的革命和变革，对推动近代工业在湖南的兴起和发展起了积极影响。

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王先谦先是集资创办了湖南宝善成机器公司，打破了湖南保守落后的局面，开辟了湖南兴办近代工业企业的先河。公司由王先谦等为经理，并从上海购置6台机器设备，制造电灯泡和织编机。王先谦兢兢业业，为公司多方筹集资金，自己也投入了上万元，试图扩大经营，总共投入资金约6万元，其中购置机器设备5万元，教习薪金，工匠局用约万余元。 其中制辫机和发电装置两项取得相当成效。制辫机后来改由王先谦独力经营，规模较以前有所扩大，比旧式工具提高工效十余倍。该公司于成立次年创设了小型发电厂，使“长沙城自学堂报馆以至大道上的大商肆，咸人夕炳炳然矣”。 后来的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此基础上成立的，这也是湖南有电灯的开始。 宝善成制造公司虽然仅3年便夭折了，但王先谦以经学大师的身份创办湖南近代工业企业，对整个湖南社会风气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对近代工业在湖南的兴起和在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带动了其他人踊跃办厂或加入到维新运动中来，也推动了维新事业更深一步的开展。 同时，在湖南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由此湖南士大夫中风气为之一变，不再以西方科学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而是认识到发展近代工业对富民强国的重要性，促使一批学人走上追求科学的道路。

王先谦还发展实用工业，并注意到了占据市场份额、保护民族产品的重要性。当他看到省城失业人口成为流匪，加之湖南市场充斥日本火柴，为了与其竞争，同时扩大就业规模，又和张祖同等一起积资筹办湖南第一家私营火柴公司——和丰火柴公司，招募本地的无业游民人厂作工，“计养活者约七八百人”。 “每日生产火柴约二十余箱，颇有声誉。” 其时国内其他火柴厂，都要从日本购进柴梗、盒片，“而该公司附设柴梗盒片公司，即一切药粉，多有自制者，销路甚畅”。 该公司生产的“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