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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 编辑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1月19日和20日京西宾馆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大搞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也愤然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其他老帅也发了言。在2月11日和16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斗争达到了高潮。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叶剑英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谭震林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关于对待老干部的问题,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李先念还指出,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3期社论开始的。”谭震林怒斥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关于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16日晚上,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记录,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上午向毛泽东作了歪曲的汇报。19日凌晨 ,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强调“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会上还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 ,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无限上纲,并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后,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大闹京西宾馆
1967年4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与会人员非常气愤。
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林彪把二月抗争说成是“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1979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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