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陈述的供词。刑事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所作的口头供述（包括对其他人的揭发检举）。在中国，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口供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一种证据。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中文名：口供

外文名：oral confession

简介：刑事诉讼术语

拼音：kǒu gòng

注释：受审者口头陈述的供词

◎ 口供 kǒugòng

释义：受审人口头陈述的与案情有关的话。

【出处】：《儒林外史》第五一回：“ 凤四老爷 只是笑，并无一句口供。”

【示例】：邹韬奋 《抗战以来》四二：“同一案件，各人口供太不一致，颇生疑窦。” 杨朔 《海市》：“吊打了半天，看看问不出什么口供，只得又解开我的绑。”

(一)被告人口供是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八种证据之一。其客观真实性在刑事诉讼中有重要意义。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其本人最清楚，如果他能如实供诉，就能够交待出案件的全部事实情节，从而成为反映案件事实最详细的最真切的证据；即使案件不是被告人所为，他也比其他人更清楚，能够更充分地陈述出与自已无关的理由。因此，真实的口供，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辩解，都可能成为证明力很强的证据。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其本人最清楚。事实证明，经过调查核实符合案件客观情况的口供能使在侦察案件迅速突出。从这一角度看，口供所具有的作用的确独特，不可替代。这也是口供在侦查阶段一向被重视的原因。

口供

(二)正是因为口供的巨大现实作用，给侦查机关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极大，其中所隐含的危机也将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

1、使刑事侦查工作模式僵化。由于口供成了快捷的取证途径，刑侦工作方式在相当一部分侦查员心目中被简单化，长期习惯并依赖于“摸底排队——发现嫌疑对象——突击审讯——破案”这一案件侦破方式，刑侦基础建设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刑事技术遭冷落，案件侦破中科技含量不高，严重制约了刑侦工作运行机制的发展，影响了现代刑侦体系的形成。

2、侦查视野受口供左右。在具体案件侦查中，由于过分依赖口供破案，外围侦查取证工作滞后，使侦查工作易陷入漫无边际的核查口供之中，侦查方向极不确定。对此，不少侦查员深有体会地称之为嫌疑对象“指着兔子让人撵”往往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耽误了宝贵的调查取证时间，以致造成部分案件定案的关键证据因取证不及时而永久缺失，产生既无法认定又无法否定的疑难案件。

3、诱发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对口供在侦查破案过程中的作用过分依赖应当是最直接的原因。口供的运用提高了侦查的效率，节省了侦查的资源是不言而喻。然而，口供的易变、脆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庭审翻供在实践中是见怪不怪，单凭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不在少数。

口供

中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证据法典，有关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中，有关司法解释对此也仅有一些零星的规定。刑事诉讼活动自始至终都离不开证据，刑事侦查的每个环节也都是围绕着证据的调查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开展的。其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实质上是对各种证据形式证明效力大小的确认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不仅仅是庭审阶段的任务。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可看成是目前证据运用的总原则。在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法宝形式，对取证的程序也作了严格的规定，但是确定证据的证明效力只能靠司法工作人员根据具体案件，通过复杂的主观思维活动来实现，任何简单地断言某一类具体证据证明效力的做法必然不符合司法工作实际，也有悖于法律的原则规定。对口供证据效力的审查判断当然不能例外，但鉴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继承并发展了原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及证据运用规则，对口供这一特殊证据形式如前文所述，在立法上即已对其运用作了种种必要的限制，因此，对其证据效力完全有条件进行较具体的分析研究。 关于口供的证据效力，普遍流行的观点是肯定其证明效力最强，同时又指出其具有较大的虚伪性。这一观点仅局限在对口供双重属性的认识上，未能触及口供这一证据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在具体运用上证据效力和证明作用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侦查实践中过于“迷信”口供作用，口供的证据效力已被夸大，即便是对口供双重属性的认识，也多是停留在理论上，在此不妨将实践中常见口供形态予以列举，探究其证据效力。

1、孤立的口供，未经查证和查证不实的口供当然不具有证据效力，这已由立法所确定，不必赘述。

2、关于查证属实的口供的证据效力。依法获取的口供一经查证属实，当然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应当看到，对口供的查证过程，同样是一个收集其他证据，审查判断所收集的证据的过程，审查口供的真实性必须有足够的其他证据，口供作为一种对案件事实有直接证明作用的证据，根据逻辑规则，其自身在不能证明自身真实性时，亦即丧失了独立证明案件事实的可能性。

3、非法获取的口供，虽经查证属实，也不应承认其证据效力。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仅如此，中国刑法更是将刑讯逼供行为规定为犯罪。长期以来，实践中对非法猎取的口供，如属“屈打假招”之类的口供，自然不会被采信，但对于非法获取的“真供”采信与否多有争议。

1、严格遵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由于刑事诉讼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展开的，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对象，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虚伪性极大。只有查证属实的，有其它证据相佐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从口供的来源上，审查其讯问的程序是否合法。审查口供在什么情况下提供的，是哪一次审讯时讲的，供认的动机、目的，有无攻守同盟、有无串供的情况，有无刑讯逼供、诱供、骗供、指名问供的情况，有无翻供等。

3、要进行情理推断，审查其供述与辩解是否合情合理。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被告人供述或辩解的情况，对于口供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动机、目的、后果等，要结合被告人的身份及其与被害人的关系，分析这些情节有没有可能发生和存在，是否符合情理，口供前后是否矛盾，等等。

4、审查、判断几个共同被告人的口供时，要考虑到他们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又要考虑到他们每个人在共同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而有矛盾。如果他们供述一致时，要严防他们串供或有攻守同盟，如果供述有矛盾，应注意他们是否有互相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情况。当然也有个别人大包大揽，一人承担，包庇他人的情况，也应引起注意。

5、审查被告人的品质。被告人的品质及其一贯表现如何，是他对案件事实能否作如实陈述的主观因素之一。

6、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证据有无矛盾。审查、判断证据常用而有效的方法是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看证据之间有无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