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天文字，也称则天新字、武后新字、武周新字、武后遗字或武则天遗字，是指武则天时期（武后时期和武周时期）创制的汉字的总称，武则天是中国正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基于政治理由及愚民政策等因素而命人创制的汉字，后世遂称“则天文字”。

一般认为则天文字共有十八字，包括最初由宗秦客献给武则天的十二字和后来陆续颁行的六字，这十八个字的创造过程共经过五个不同的阶段，并且各有其政治目的及文化系统的内在意涵。

随着人亡政息后，这批文字亦因失去时代意义的支撑而随之见弃，后人遂用回本字。

据武后颁布的诏令《改元载初赦》：“（则天文字）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可知，则天文字并非是乡壁虚造，无所凭据。中国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志·六书略》中称，武后新字中至少有七字来自篆文、古文或籀文。

则天文字的造字方法来自六书中的象形法和会意法。

中文名：则天文字

外文名：Chinese characters of Empress Wu

定义：武则天时期创制的汉字的总称

别名：则天新字

造字方法：象形法和会意法

创设字数：18字(初凡十二字，后增至十八字)

在中国璀璨而又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武则天作为正史唯一认可的女皇帝而闻名于世。女皇武则天在她垂帘听政和越俎代庖称帝为皇时，揆文奋武，革除体制之弊，展现了其卓绝的政治才华，并与前皇后帝共创盛唐的雄风纪元。武后之功正如郭沫若的评价那般：“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芳流剑阁光被利州。”

由于武则天并不满足于临朝称制，而是欲以武周代李，要从幕后走到前台，登基称帝，改朝换代，打破这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格局，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极大的政治阻力。为了证明自己代唐的合法性。

她一方面利用历史传说“河图洛书”和推崇佛教，宣扬天命。

另一方面则进行了一些维新活动，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书台改称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改称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为内史。百官改名，是女皇帝准备登基的第一步。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则天大享明堂、布政维新，进一步提高武氏家族的地位，尊其父武士彟为周忠孝太皇，妣杨氏为忠孝太后，以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成为武氏外戚中第一个宰相。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初一，武则天下令改元载初，颁《改元载初赦》以示维新：“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舜、禹、成汤之后为三恪，周、隋之嗣同列国。

”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太后自名‘曌’，改诏曰制”。通过这些维新活动，武则天铲除了一些反对派，赢得了广泛支持，牢牢控制了朝廷大权，为改朝换代铺平了道路。

武则天创制的部份文字

汉代的“熹平石经”以及曹魏的“三体石经”，都把统一文字和规定学术思想的标准范本视为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

武则天也不例外，她相信文字对于思想统治的力量，为了文化改革，还独创了一些文字，替代原有的文字，以除旧布新，实际上也有神话传说、迷信和愚民因素在里面。据武后颁布的诏令《改元载初赦》：“（则天文字）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可知，则天文字并非是乡壁虚造，无所凭据。

中国宋代史学家郑樵在其著作《通志·六书略》中称，武后新字中至少有七字来自篆文、古文或籀文。

武则天当政时，尤其重视文化建设，唐人沈既济在谈及武后科举制度时说到：“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已成风”。武则天相信各种祥瑞，她认为各种神秘力量能够帮助她打掉政敌，助其完成任务。还需指出的是她特别迷信文字，她觉得文字一改变，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能帮助其做成一件事。她经常给人家改名，比如她把王皇后的“王”改名为“蟒”，把萧淑妃的“萧”改姓为“枭”。

因此，她后来的“造字运动”也就不难想通了。这批新创制的文字虽然被冠以则天文字或武后新字等的名号，但却并非武则天本人亲自制定的，而是凤阁侍郎宗秦客等人创制用以献给武则天的。

造字数目

主流看法

则天文字（部分）

一、最初数目是十二个字

宋代史学家欧阳修撰《新唐书》卷七六 《后妃传上 ·则天武皇后传》曰：“载初中，又享万象神宫。……作曌、天、地、日、月、星、君、臣、戴（初）、载、年、正，十有二文，太后自名曌，改诏书为制书。”

根据以上《新唐书》（注：《新唐书》把“初”误作“戴”）所述及宋代杰出史学家宋敏求所著的《唐大诏令集》的记载，毫无疑问十二个字是最初改文的数目，说明武后创制了十二个新字，除了自己所用的“曌”名外，另有“天、地、日、月、星、君、臣、初、载、年、正”此十一字。这批文字的创设目的与历代皇帝的登基改元，制礼作乐，提倡斯文，以彰显一代新人新气象的传统做法别无二致。

敦煌莫高窟17窟

人们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大量以则天文字撰写的佛经，其中就包括早已失传的《大云经》和《大云经疏》，为学者们研究则天文字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在云南安宁县的大石庄《王仁求碑》为武周圣立元年所立，“天”、“地”、“日”、“月”、“国”、“圣”皆用武周制字。

2014年11月14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院内，经过修复的“大周故郢州刺史杨府君之碑”静静地躺在那里，为人们呈现着一段大唐、武周时期的历史。该墓碑已经被粘接到了一起，成为最初的一体。专家们也开始对碑文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碑林博物馆时任馆长赵力光说，这次在碑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5个新字，分别是“天”、“地”、“日”、“月”、“授”。作为一通刻立于唐武周时期的碑刻，为研究“则天新字”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提供了宝贵资料。

2015年，西安发现唐朝造船大使墓志，该墓志志文写于武则天时期，出现了很多则天新字。这是该墓志的一大特色，也为研究“则天新字”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提供了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