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河南省布政使。王士祯出生于官舍，祖父呼其小名为豫孙。五岁入家塾读书，六七岁时读《诗经》。顺治七年（1650年），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与大哥王士禄、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诗名。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23岁游历济南，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者甚多，当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下。后人将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东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园”，指为王士祯咏《秋柳》处。

中文名：秋柳诗社

外文名：Autumn Willow Poetry Society

发起人：王士祯

起因：王士祯《秋柳》诗

年代：清早期

地点：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

秋柳诗社

《秋柳》诗四首，究竟是在大明湖什么地方作成的呢？王士祯在其《菜根堂诗集序》中云：“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首。”这里清楚地说明，《秋柳》诗是在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水面亭所作。据考证，所谓“水面亭”，全名应该是“天心水面亭”，位在当今大明湖南岸稼轩祠附近，早已毁佚。

由于《秋柳》诗是王士祯的成名代表作，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诗人，就把大明湖东北岸汇泉堂附近的一处馆舍院落命名为“秋柳园”。(亦有人说秋柳园就是王士祯少年时在济南的故居。)旧时的秋柳园土墙木栋，柳丝袅袅，是个幽静清宁的地方。如今，秋柳园早已湮没，但其遗址风光依旧，从这里看去，水光粼粼，荷红芙绿，岸柳披拂，明湖风光尽收眼底。作为济南重要的人文景观，秋柳园在济南的人文史上有着显著的位置。

历经300多年的风雨，秋柳园馆舍业已湮没。2009年，随着大明湖的扩建，包括秋柳园街在内的多条老街被拆除，如学院街、阁子前、后、西街，司家码头等。但因为王士祯，新建的大明湖景区新区内，秋柳园街、秋柳诗社及天心水面亭得以重建，成为大明湖的一处景点，名人故居也以景点的形式得以传承下来。　秋柳诗社门前，一尊铜像立在右侧，清代男性装扮，右手举起，左手拿书本，貌似在沉吟作诗。在他左脚边，一块翻开的书本形石碑上是关于王士祯的介绍，“此雕像为其初游济南时才华横溢、踌躇满志的形象。”而在秋柳诗社大门上方，悬挂着秋柳园的匾额，两边分别挂着“尚书天北斗”“司寇鲁东家”的楹联，这是清代钱名世赠王渔洋的一副联，此联由现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书丹。

工作人员介绍，秋柳园位于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东南岸，为纪念清代神韵派诗人王士祯而恢复重建，2009年于原址之上恢复建成，占地17500平方米，包括天心水面亭、秋柳诗社、谭艺轩、信古斋、镜亭、瑶榭、秋柳人家等景点，是一组纪念性仿古园林建筑。进门左右两侧为碑廊，为王士祯诗词和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袁士硕撰写的“秋柳园记”。正对大门处，是一座两层建筑，一层为精远堂，里面放置着王士祯像及生平介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士祯22岁考取进士，这里还放置着一份康熙为王士祯御封圣旨的复印件。二层就是曾经闻名天下的秋柳诗社。对联分别由魏启后和欧阳中石书写。园子的左右侧还有廉志轩、谭艺轩、镜亭等建筑，但陈设的物品并不多，且多为仿制品。园子外面的天心水面亭据说是王士祯吟诗会友之地，那脍炙人口的“秋柳四首”即在此亭信口拈来。

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秋天，24岁的王士禛约诸多名士在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水面亭上吟诗唱和，水面亭下有十几颗杨柳，树叶泛黄，微风一吹，“若有摇落之态”。王士禛“怅然有感，赋诗四章”，这就是其成名作《秋柳》四章：

一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二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三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

四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闱曾与致缠绵。

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

关于王士禛的成名作《秋柳》四章是否表现故国之思的问题历来都是诗坛学界争论的焦点。很多学者认为，王士禛的《秋柳》四章是南明王朝的挽歌，并援引前朝事迹逐首逐句地对这些诗句加以引申论证。但也有部分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仅视《秋柳》四章为富有情味的咏物之作，欣赏其“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的艺术技巧。

当代作家、图书收藏家黄裳先生认为，所谓“恰到好处”者，以其感伤尚不过分，怨而不怒，仍未失风人之旨也。至若其求于人事加以核实，必不免穿凿。譬如大写墨画，本无轮廓，必从而勾勒界画之，毁矣。如“南雁”说指南国遗民，“西乌”说指吴三桂“西选”之人物，纯属考据，无关欣赏。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黄裳先生并不赞同对《秋柳》四章的过分解读，诗的最大魅力或许就在于意境，而这种意境不同时期的人、不同遭遇的人可能都会产生独特的领悟和体会。对诗歌的过分解读，反而会让诗歌失去原有的魅力。与黄裳先生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李圣华先生曾说：“《秋柳》四章‘本事’说，多是附会增饰之论，四诗咏柳物写心，感慨历史变幻、繁华易逝、人生多愁，呈现出一片迷蒙幻灭之感。这种伤感与明清易代有一定的关联，但我们却不必将它说成与某一特定历史事件有关。”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秋柳》四章中的民族情怀激起了大江南北不同阶层人士的普遍共鸣。郑鸿《渔洋山人秋柳诗笺注析解》则根据王士禛后裔王超峰的讲解肯定它为吊明之作：“余幸生新城，居公之里者十有七年，得从公后裔超峰先生游，而学诗焉。读汉魏六朝唐宋诗之外，即授以《精华录》，乃知《秋柳》四章，为公吊明亡之作。某首指某人，某句指某事，先生口讲指画，缕析条分，言之凿凿。”李兆元《渔洋山人秋柳诗旧笺》也认为，第一首追忆太祖开国时，后三首皆咏福王近事也。

不过在王士禛的研究人员王利民教授看来，清朝初期，悼念明王朝的诗作非常多，亡国之恨、故国之思早已掀起清初诗人的感情波澜，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等待王士禛词义隐晦的咏柳之作来触动这根敏感的心弦。再说，王士禛的性格十分“醇谨”，如果《秋柳》四章确系眷念前朝之作，他还偏要倡诗社，求和作，不是给自己和身后的王氏家族自找灾祸吗？

正是因为基于以上的观点，王利民非常赞同日本研究人员吉川幸次郎在《渔洋山人的<秋柳>诗》一文中的观点，受社会欢迎的文学，总是具有一种新美的东西，应该是把社会所期待和正在摸索的新的美适当地具体化了东西。

那么，按照这个观点，《秋柳》四章令人销魂的新美究竟在哪里呢？王利民认为，由故国之思泛化而来的兆示着诗风转变的盛衰之感就是其魅力所在。在《秋柳》四章中，王士禛以其青春浪漫的才情将憔悴的自然物象、伤逝的人生悲感和复杂的象征内容结合在一起，使这组诗显得意旨隐晦而情韵悠远。诗中既有着对前朝风流的追慕，又有意地将这种追慕淡化，反映出历史转折时期的诗人对现实政治抱有的若即若离的特殊心态。

《秋柳》四章之美胜在意境和情感。《秋柳》四章没有一个“柳”字，却满篇写柳。虽句句写柳，字句之间却暗含作者的个人情怀。秋风乍起，哪里最让人哀愁？是夕阳残照下在西风中摇曳的秋柳。还记得昔日春天里的燕子在柳丝间穿梭的身影，可惜到如今只剩那惨败枯黄的寂寞柳枝。在那个春风和煦的日子，楼头思妇望见陌上杨柳之色而担忧远征丈夫之情。可是，当天下太平之后又有谁人来继，乌夜村里早已没了往日飞出凤凰的风光。漂泊在外的离人啊，莫要去听风中传来的笛声，你的哀愁有多深无人知晓。

王士禛作此诗时，正是明清易代后，两种不同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之际。有专家认为，崇祯甲申之变，距为此诗时（丁酉），不过十四年。其时文化界人物，皆目睹亲历亡国之惨，一皆无可奈何，多怀黍离麦秀之悲，触处皆伤心之地。群众心理，流于感伤，偶得敏感诗人，一加揭出其难说之情，而因物托意，出以藻丽之词，无有结论。因本无结论可作，仅流连光景，宛转低徊，自然感动深衷，一倡百和。情绪、思，原自外来，人与人之间，固相通者也。

黄裳先生在《秋柳》一文中说，“读到清初王阮亭秋柳诗七律四章，距其创作已三百数十年，仍觉其凄迷婉约，使人怅惘。毋怪其时和者数十、百人,后流传大江南北，数年和者不绝。此之谓诗‘可以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感叹时光流逝、繁华易逝的情感也许才是《秋柳》四章最大的魅力所在。“神韵说”是王士禛诗歌思想的核心，《秋柳》四章正是清初神韵诗的发端。正因为其隐晦的意象，模糊的时空，跳跃的思维，所以能在清代一直被唱和不断。不同的人用秋柳来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这也正是其生命力和价值所在。

秋柳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