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群众路线运动。

中文名：上山下乡

外文名：Young people go to poor areas

开始时间：1955年8月9日

参与人物：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插队”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的词汇，提到“插队”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乡”了。一代人到了国外也叫“洋插队”，而没有、也不会有“洋农场”、“洋兵团”、“洋干校”之类。

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结束上山下乡的理由中若干个“不满意”也主要来自1968年以后的插队模式。

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回城。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上山下乡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序幕

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高潮

上山下乡 大丰上海知青纪念馆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回城

上山下乡中国知青主题馆高清组图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利益补偿

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

第一阶段从1968年到1969年，主要是将大部分“老三届”毕业生分配到农村、边疆。

朱宣咸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1958年作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第二阶段从1970年到1973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锐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又一次发生经济“过热”，出现了所谓“三突破”，职工队伍的迅速膨胀，使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城，一部分在乡知识青年也通过招工回城。

第三阶段从1974年到1976年，1973年1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其中一条措施就是严格控制职工总数的增长。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又开始以上山下乡为主。

我国从1966年开始有了知青，1977年是最后一批下放知青。

1.经济方面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 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接收知识青年地区的农村、农民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压力，给知识青年家长造成负担，同时给一些知识青年带来不幸。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他们丧失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知识方面准备不足的一代人，加重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被践踏，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使得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受到迫害。

2.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文革”时期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和延续，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当时的政治原因。从经济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是为了缓解城镇青年就业危机，安置城镇中学毕业生。从政治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及其利用毛泽东某些思想理论的产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与毛泽东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试图以此来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毛泽东希望知识青年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培养和造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同工农相结合。

小说

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和长篇小说《雪城》及据此改编的这两部同名电视剧反映了关东的知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生活。

梁晓声的电视剧《年轮》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

《知青心中的周恩来》

叶辛所写的著名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描述的1990年代时，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插队时所生的儿女，来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早期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及其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阿城：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

姜戎：长篇小说《狼图腾》，以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的见闻写成。

史铁生：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王小波：中篇小说《黄金时代》

老鬼：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电影

舒淇和刘烨主演的电影《美人草》演绎了云南知青的一段爱情故事。

导演张暖昕拍摄的知青电影《青春祭》，描写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在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

陈冲导演的电影《天浴》描写了一位上山下乡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惨命运的故事。

1983年出品的由谢飞导演的电影《我们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电影，描述了当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

电视剧

《血色浪漫》是以这次上山下乡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局部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城市知识分子下乡的背景，可以说是近年来下乡运动描写最真实的一部电视题材的作品。本剧的主演有刘烨和孙俪。

《北风那个吹》主演闫妮、夏雨、马苏，是高满堂根据自己年轻时下乡的真实感受创作，讲述七十年代知青的真实生活，以二十多载的命运跨度，以笑泪交融的独特讲述方式，闫妮在剧中扮演了憨厚朴实的大队长牛鲜花，她爱上了由夏雨饰演的知青帅子，两人由此开展了一段跨越20年的姐弟情缘。

纪实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邓鹏主编

邓贤著有纪实作品《中国知青梦》，描述在云南知青的抗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