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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 编辑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发端于十九世纪的一种方法论,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创立,经过维特根斯坦、让·皮亚杰、拉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科尔伯格、乔姆斯基、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发展与批判,已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思潮。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一世纪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创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似乎是离日常言语或各学科语言很远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意地说:“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革命。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第一人,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 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图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 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 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索绪尔
L·布龙菲尔德
萨特
结构主义反对人性自由和选择的观点,而是集中关注人类行为是由各种各样的结构组织所决定的研究。以此观点为据的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列维·斯特劳斯于1949年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二战期间,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结识了杰科普生,受到了杰科普生的结构主义以及美国人类学传统理论的影响。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他从结构观点来考察亲属关系,并试图证明不同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少数基本亲属结构的相互置换。随后于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一书,收录了阐述其结构主义思想纲要的论文。
到六十年代初期,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已经盛行。有人认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统一标准的研究途径,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学科。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则集中研究如何将结构主义应用于文学,而两者最终转变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
索绪尔
费迪南·德·索绪尔
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言语是第一性的,而语言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是个人被动地从社会接受而储存于头脑中的系统。它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外,是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具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运用。语言和言语紧密相连,互为前提。简单来说,个人要说话使人理解,必须用语言,同时语言的存在又必须体现在言语当中,而且,使语言发生变化的也是言语。所以,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 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列维·斯特劳斯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形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他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所作的人类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其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则:
(一)对整体性的要求;
(二)整体优于部分;
(三)内在性原则,即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
(四)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即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
(五)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
(六)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
1.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
2.结构分析应是简化的;
3.结构分析应是解释性的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对神话的考证、确定某一神话的原始真实版本和内容没有兴趣,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思维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遍的教育驯化,使现代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特殊的逻辑或思维方式,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所提供的语言学方法,实际开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的神话分析也就成为一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一个摹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论点--每一个具体神话的各自单独的叙述,即神话言语,都是从神话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脱胎而出并从属于这个基本结构的--也就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铁钦纳
构造派是心理学史上第一个应用实验方法系统研究心理问题的派别。在他们的示范和倡导下,当时西方心理学实验研究得到了迅速传播和发展。
理论基础为纯粹经验论。
把心理身,研究它的实际存在,不去讨论其意义和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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