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是英国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创作的政治学著作，于1988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一书中的核心概念是“扩展秩序”，它脱胎于哈耶克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系统阐述的“自发秩序”的思想。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讨论了自组织、自生长、秩序的扩张等这些贯穿于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

作品名称：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

外文名：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

作者：【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类别：政治学

首版时间：1988年

字数：193000

这本书的起因是，1978年哈耶克打算以“社会主义是否是个错误”为题，在巴黎这个西欧左翼阵线的大本营与对手来进行一场最后决战般的大辩论。关于“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辩论。1920年，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按照哈耶克自己的说法，在这场辩论中，20世纪“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由我出战”。在当时，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支持者，也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兰格就曾经评论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正是（米塞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从事后的眼光看，在这场论战中，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其实并未占据上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商品价值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借助于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的自由浮动价格，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来进行），在当时更为人接受，并进而影响到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政策。比如，在苏联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在第三世界国家，即便没有全面模仿苏联，也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并对经济进行广泛的政府干预；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也把大量的企业国有化，同时强化政府的干预活动。但是，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与指令性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这场运动，其经济后果已经比较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因此，哈耶克觉得此时有必要就此再组织一场终结性质的辩论。哈耶克设想，由朝王山学社的成员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为一方，邀请詹姆斯·米德、诺姆·乔姆斯基、阿瑟·刘易斯、刚纳尔·缪尔达尔等人为另一方，同时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也已同意出任辩论赛的主持人。不过，可惜的是，这一设想中的辩论赛未能成功地举办。

于是，在同道鼓励下，哈耶克把原先为论战准备的简短宣言，扩展成了《致命的自负》一书。写作《致命的自负》，花去了哈耶克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其实这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巳相当糟糕，但仍坚持着完成了这一著作。1982年8月，他将第一个版本提交给在奥地利召开的一个小会（参加者有布坎南、科斯和乔治·斯蒂格勒等15人），可与会者对此并不满意。于是，在1982年后半年及1983-1985年．哈耶克反复修改书稿，直至因病被迫永久停止研究。最后的书稿，是在《哈耶克全集》的总编辑威廉-巴特利三世的手上定稿的。

据《哈耶克传》说，“致命的自负”这一书名来源于哈耶克所摘录的亚当·斯密书中用到的“过分的自负”（the overweening conceit）一词。斯密用这个词来形容某些过于傲慢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自己设计出来的社会比竞争的市场更优越。哈耶克将“过分的自负”变为“致命的自负”，并用这个概念表达大致相似的意思，即认为那些持有“社会主义”（即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思想的知识分子，其错误不在于道德而在于知识，即对理性知识抱有“致命的自负”，以为凭借理性与现有知识就能设计出最美好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可以运用计划来管理经济、可以重塑道德甚至重新设计语言。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里哈耶克曾多次借用哲学家赖尔的“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这两个概念来说明人类知识的性质。所谓“知其然”的知识，是一种人们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获得的遵守行为模式的“知识”，从人们对这些模式本身的发生原因和一般效用可能茫然无知这个角度说，它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但人们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意识它们，并使自己的行为与其相适应。就此而言，它又确实是人们理解周围环境的理智结构的一部分。这种使人们适应或采纳一种模式的能力，同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何种结果的知识极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把这种能力视为当然（即习惯）。人们的大多数道德规范和法律（最重要者如“分立的财产制度”），便是这种行为习惯的产物。在哈耶克看来，这种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形成的遵守规则的行为模式，是一个进化和选择过程的产物，它处在人类的动物本能和理性之间——它超越并制约着人们的本能，但又不是来自理性。因此，理性主义者，或奉行“快乐最大原则”的功利主义者，认为只有得到理性证明或可以权衡利害得失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

哈耶克强调存在着这种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能力，乃是因为他认为对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扩展秩序”，就是这种能力和进化选择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在不断交往中养成某些得到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而这种模式又为一个群体带来了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它可以使完全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形成相互合作。出现在这种扩展秩序里的合作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相互获益，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理解了这种秩序，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可以用这些规则来弥补自己的无知。与此相比，试图为每个成员设定一个幸福标准的计划经济，就像早期社会中休戚与共、人人相识的秩序一样，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惠及少数人的封闭制度。哈耶克承认原始社会可能存在和谐状态，这同他所极力反对的卢梭似乎较为接近，然而在他看来，原始社会的这种和谐，是以个人既无财产，特殊知识也得不到利用为前提的，因而它也是以停滞不前为代价的。

《钱江晚报》评论员魏英杰《书山寻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作的《致命的自负》中，所传递出的对人生的最终的道德箴言却是生命没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