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督两江及总督两广时期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被恢复官衔的刘坤一奉命署理两江总督。 十二月十二日，兼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通商大臣）。 次年二月六日，抵南京任。八月二日，又奉命调补两广总督。 十二月二十一日（1876年1月28日），赴两广总督之任。

在署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任内期间整顿治安，刘坤一主力清剿哥老会及海盗；又在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不良而禁赌；在任两江总督时沿袭他在任江西巡抚的整顿财政政策，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地方乡勇数裁减四分之一，又减免捐助陕西的军饷、并查办招商局贪污。

刘坤一塑像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边务问题，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刘坤一拥护左宗棠出关收复新疆的主张，他给左宗棠写信说：若放弃新疆，“我弃人取，中国十八省将悉为大、小科斯，不独关陇无安枕之日”，“天下正气，系公（左宗棠）一人，伏望为国为民，节劳自爱”，“凡老成亦莫不以缓西北而急东南为非策，此其最大者耳”。

两广曾是刘坤一的旧治，随着法国侵略越南的加紧，两广边防亦日益吃重。但广东的吏治、营伍、盐政等都十分败坏，亟待整顿。于是他采取措施：添雇轮船，严缉私盐，官收余盐，发商领运；严禁赌风，统一鸦片厘金。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曾兼管粤海关监督。

光绪三年（1877年），广东全省大水成灾，晚稻歉收，饥民流离失所，暴动时有所闻。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二十日夜，群众二百多人在欧就起的领导下，一举攻占佛冈厅城，引起极大震动。刘坤一派总兵郑绍忠、副将邓安邦督带兵勇分途围剿。十二月，海南岛儋州、临高县客民暴动，总兵郑绍忠、雷琼道王澍率军围剿，于次年四月将暴动镇压。同年十一月十五日（12月27日），刘坤一继沈葆桢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不久，中俄两国因伊犁问题日趋紧张。俄国政府在两国边境和海域部署军队，对清政府拒绝批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和惩办擅自签约的完颜崇厚施以恫吓，一时战争之说甚嚣尘上，清廷一再督促作为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的刘坤一、李鸿章加强辖区防务。刘坤一在海防筹议中，他认为：东三省缺乏久经战阵的宿将与劲旅，应该未雨绸缪，紧急安排。西北既已戒严，东南不能再生波折。应该早日了结日本、琉球之事（参见词条琉球主权），防止俄日联合。同时，刘坤一建议联结与俄国“猜忌日深”的英、德等国，以作为对抗俄国的后盾。 同时主张“暂缓崇（厚）狱，而令英居问，以舒目前”，以避免英法干涉、俄国入侵。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清廷宣布对崇厚暂免斩监候，仍行监禁。刘坤一的上述主张，遭到了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派的抨击。最后，清廷终以妥协政策赦免崇厚，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使俄重开谈判，争回部分利权。

闲居十年

光绪七年（1881年）六月初十日，张之洞在《慎重疆案片》中揭发刘坤一“嗜好素深，又耽逸乐，比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认为他不能胜任现职。七月二十八日，清廷召刘坤一晋京述职，九月六日免去其两江总督职务，由左宗棠继任。从此，刘坤一赋闲家居十年之久。为此，刘坤一大为不满，说清流派是“鸾枭同群，兰艾并植”。

光绪九年（1883年），法越战争再起，有波及西南诸省的危险。刘坤一上疏建言，其建议多被朝廷采纳。

再督两江

在刘坤一赋闲家居的时期，清朝危机四伏、内外交困，不得不起用湘，淮两系重要首领以支撑危局。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二十一日再次任命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并帮办海军事务，发展南洋海军。

重任两江总督以后，刘坤一代表着湘系势力，声望日渐煊赫，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势力遥遥相抗。 在为政上，他表现出了开明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整顿军务、吏治，奖励士风；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洋务新政。任期内积极经办修铁路、开矿、发展农工商等洋务项目，并提倡西学，改革教育，这一切使之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

当时长江流域屡次爆发群众性反教会斗争，刘坤一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动辄对出事地方官吏摘顶记过；对教会一些凭藉特权、横行不法的行为，反而美化为“好行其善”，以赔款道歉换得暂时的苟安。

甲午执战

主词条：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形势图

年迈的刘坤一接受命令，一度表示“惟有殚竭血诚，于一切防剿机宜，仰秉睿谟，悉心筹划……亟图补救，迅扫狂氛” 。但朝廷并未能够如传闻所言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缺少直督和北洋大权，无法调动地方。他认识到前线军队系统庞杂，矛盾重重，再加上此次出征的湘军多系临时杂凑而成，缺乏武器，训练不足，各头目也未必完全听从刘坤一调遣。故而刘坤一牢骚满腹，不愿出战 。直到十二月十九日，吴大瀓统带所部及魏光焘等湘楚各军拔队出关之后，朝廷再次催促他担负关内外防守和作战的责任。在清廷三令五申之下，刘坤一只得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十三日从天津动身，乘火车到山海关。在赴山海关前，对帝后矛盾有一定认识的刘坤一曾对帝师翁同龢说：“您居中调和的责任，比我所任的军事更为重要。”

刘坤一抵达山海关后，”抽调各营，分派帮办，并陈事宜八条”，提出关内以守为主，关外以攻为上，先将日军逐出东北，再助朝鲜驱逐日军的作战方针。当时清军在海城、营口、牛庄、田庄台一带集结7、8万人，而日军在海城、盖平不过2万人。但关内外清军派系复杂，各将领素不相习，刘坤一无力控制辽东前线战事。2月底以前清军曾四攻海城，均遭败北，并于3月间先后失去鞍山、牛庄（今辽宁海城西北）、营口、田庄台（今辽宁营口西北）等地。清军的节节败退，使刘坤一重整军队，以图反攻的设想化为乌有。不到10天时间，清军6、7万人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宋庆、吴大瀓溃而西走，从双台子退至石山站。辽东战场全线瓦解。此时新招募的陆军难堪一战，日本方面趁胜胁迫清廷议和。朝廷向刘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询问和战之策。

4月，刘坤一得知和议将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 他说：“既经赔款，又须割地，且割完富未扰之地，无此办法。辽、台并失，南北皆危，并恐各国从此生心，后患不堪设想。如畏倭攻京城，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则关、津、畿辅均宿重兵，讵不可一战？”30日，刘坤一再寄督办军务处，认为“宜战不宜和”。他分析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的形势，指出“在我止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寇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之计。……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他表示“坤一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5月2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5日刘坤一再奏，说明日本“若得辽、台，如附两翼，中国必有噬脐之祸。辽、台与倭该国联成一气，日益强盛，将来即求援西洋各大国，亦无能制其死命。是此和议一成，惟任倭为所欲为，贻患无穷，何堪设想”。刘坤一对清廷将台湾拱手相让，很不甘心。29日致函台湾巡抚唐景崧，鼓励他设法保住台湾，并表示“愿振臂一呼，远为同声之应……但属力所能至，无不尽力勉为”；又派幕僚易顺鼎“持函渡台”，转达支持之意。他还同张之洞就援台饷械一事进行磋商，表示愿从物质上援助刘永福在台抗战，只是由于清廷从中作梗，无法兑现。

新旧之间

主词条：己亥建储、东南互保

马关和约达成后，刘坤一回任两江，接练海军。

刘坤一素来多病，号称“卧治江南”，于军政事务以持大体为主。言官进言朝廷，提到刘坤一治理两江，深受身边亲随的影响，光绪帝于是下诏告诫他不可偏信，要“振刷精神，以任艰钜”。刘坤一则多次称病请退，均未获朝廷允准。

刘坤一书法七言联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公车上书”后，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兴起，维新派企图拉拢手握一方军政大权、政治上又倾向帝党的刘坤一，但刘坤一对帝后的忠心并无二致。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他去山海关前觐见慈禧太后时，慈禧谈及谏官安维峻的奏稿，说安维峻离间她母子。刘坤一好言劝慰，并提醒慈禧注意内庭的宦官。慈禧格外宠待刘坤一，赏赐御书的福、寿字、松寿字各一幅，谈话时间接近一个半时辰，并在銮仪殿赏饭，对刘坤一嘘寒问暖，大加赞许。刘坤一为之感激涕零。不过，在帝后党争中，他更加亲近帝党领袖翁同龢，并对后党的一意求和妥协以及帝党未握实权的境况甚为担优。待他回到江南主政后，与翁同龢书信往来频繁，翁同龢的门生故旧以及倾向于帝党的江南绅商大都与刘坤一关系甚密，使江南各省成为帝党最为活跃的地区。但在百日维新的过程中，刘坤一对维新派的“平等”“民权”等主张不感兴趣，于光绪帝接二连三的变法诏令，也只是“可行行之”，“可办办之”的消极态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重新掌权，光绪帝被囚。此时，刘坤一却连呈了多道后党不愿闻而帝党又不敢言的奏折，一面汇报江南变法的情形，一面请求继续变法。而慈禧太后等认为光绪帝威胁过大，图谋将其废黜，改立大阿哥溥儁，还出现后党将以治病为由毒害光绪帝的说法。帝党和维新派朝不保夕，朝廷上下噤不敢声。当此事机危迫之际，刘坤一愤怒不已，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入京面见慈禧陈奏的临行前，发出《奏国事乞退疏》之急电，再次警告慈禧“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并指出现今谣言四起，“人情危惧”，应该防止列强借机干涉。次年（1900年）二月，刘坤一抵京，针对建储事面奏慈禧，希望“两宫（帝后）慈孝相孚”。退出之后，他又告诫慈禧倚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荣禄擅行废立“将启各国干预之渐，万不可行文”，荣禄听从，也密谏慈禧。加之这时社会上形成了相当声势的营救光绪帝的运动，英、法等国也派人进宫“问疾”，并在报纸上大造奥论，干涉慈禧废立之谋。最终后党废黜和暗害光绪帝的计划终未能实现。事后刘坤一还被加授为太子少保。

此后，刘坤一在督抚中的地位颇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他和张之洞都是长江流域的实力派，清廷和在这一带有利害关系的各国都另眼看待他们。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值光绪帝“万寿”，加恩授刘坤一为太子太保。同年，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五月十九日，刘坤一即电总理衙门奏请“定计主剿，先剿后抚”。随后，又致电张之洞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屡电奏请速剿匪，闻仍主抚，并禁洋兵进京”，“一国且不敌，况各国乎？”等到八国联军出兵攻天津时，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华仑即受命就保护长江流域英国的利益同刘坤一、张之洞二督进行接触。五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开始攻击大沽炮台，刘坤一把上海道余联沅和英国领事秘密接触通报张之洞。二十五日，清廷发布对外宣战上谕，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南方督抚均视为“矫诏”，拒不遵行，并加派军队保护教堂等。刘坤一、张之洞通过盛宣怀从中牵线，经余联沅代表刘坤一，道员沈瑜庆、陶森甲代表张之洞，于三十日与上海各国领事订立《中外互保章程》。章程内容主要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租界以外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护各地教堂及商民，教士等。这一被称为“东南互保”的事件，客观上使东南各省免受祸乱。

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两宫西逃陕西时，有人提议迁都西安，遭到以刘坤一为首的各省督抚的反对，他们力请两宫及早回銮。 待到慈禧回銮前，上谕特别表彰刘坤一等“共保东南疆土”的功绩。

江楚三折

主词条：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晚年的刘坤一侧身照

当时王公大臣、地方督抚等均有条陈上奏。 而袁世凯探得消息，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朝廷不愿督抚联衔会奏，似以单衔入奏为好。刘坤一致电张之洞，认为他省可以单衔入奏，但江、鄂必须联衔会奏。这一提议得到了张之洞的同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又与张之洞联名会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由《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与《请筹巨款举行要政片》“三折一片”组成），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 此后数年内，清政府的“新政”，大抵以二人的奏折为蓝本。

薨逝任内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两宫回銮后，重新加授刘坤一为太子太保。 同年九月初六（1902年）辰刻 ，刘坤一在两江总督任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清廷优诏赐恤，追封他为一等男爵，赠官太傅，赏银三千两治丧，赐祭一坛，并派江宁将军额勒春前往致祭；又赐谥号“忠诚”，允许他入祀贤良祠，在江宁省城、湖南原籍及立功的相关省份另建专祠祭祀；他的生平事迹，则交由史馆存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四日，经江西巡抚瑞良奏请，清廷以刘坤一、曾国荃“保卫江西，功绩昭著”为由，为二人在江西省城建立专祠，列入祀典。

“赔款割地后果严重，宋朝殷鉴凿凿，天下共知：“坤于新定条约虽未尽悉，要之让地赔款多节，固难允行，后患更不堪设想，宜战不宜和，利害重轻，此固天下所共知，亦在圣明洞鉴。”。

开战有重点：“唯一经决裂，倭心分拥猛攻，自以保京畿、固辽沈为第一要义。”“万一京畿吃紧，坤心抽调劲旅，迅速入卫，以保无虞。”

战争形势有利：“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近得探报，倭新卒从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心势穷，彼将自为转环之计。”

“有钱赔款，不如用兵两年。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持久作战之要，抱一决死战之念，鼓动军心，是最优选择：“‘持久’二字，实为制倭要著。诸将一闻和约，议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坤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

应当说，刘坤一提出的持久战方针是有一定可行性的，日军兵力不足，劳师远征，战线拉长，只要中国采取战略上持久的方针，坚定抗日决心，发动民众抗战，不断在战斗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那么局势或许会发生变化。况且当时日本当局也清醒地认识到以现有的武力是无法达到消灭中国的目的。总的来说，刘坤一的持久战思想虽无法实践，但在近代历史上有较大的影响力。

外交

外交思想

刘坤一在江西巡抚、署两江总督任内，与当时的大部分官吏一样，顽固地排斥新事物，坚决反对与西方国家往来。但在任两广总督，特别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复出后，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其外交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刘坤一认为中外通商己有多年，中国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较多，但其他方面则明显薄弱。刘坤一提出：“我于各国约章律令必须详加考究，不独遇事因应得有依据，日后编纂商律尤资考证 。”所以他致电外部，建议由外部组织各驻外使臣编译各国约章律令，详加考究。其次，刘坤一要求翻译各国历史，可知其世系沿革，强弱治乱之源，“不特周知外交，并可斟酌邦交”。

通过阅读新闻及与驻外使节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刘坤一时刻关注世界大势，了解各国情况。除了自己做到这一 点外，他还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提出由朝廷派王公大臣、宗室子弟、翰院各部各级京官到各国游历，或自备资斧出洋，并鼓励自筹经费出国留学。归国时统一考察，量才使用，并逐渐形成制度，明定章程：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以三年为限，“凡官阶资序才品可以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者必须曾经出洋游历一次，在三年或十年均可”，此类官职不得由未经出洋者担任。

刘坤一的外交主张主要有：

（一）坚持开放，反对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刘坤一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蜕变中，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已经不可能了，故而极力主张中西通好。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他也主张中外友好往来，希望待之以诚，以此归化洋人。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他对晚清洋务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的。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辞；可行即行，不宜迟误”，“有格碍者，无妨直告以所难，词尚和平，意须斩截。洋人性虽狡执，往往肯听吾言；纵使未必遽从，亦当持之坚忍，彼无非以兵事恐我，以总署压我，不为所动，彼亦其奈我何？待之以诚，哲之以理，有时机权之用则在操纵合宜；最忌躲闪游移，含糊了事，一以诿之朝延。”

（二）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注重维护国家主权。“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是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件的根本原则，他自己曾总结说：“承乏豫章、羊城，办理洋务，无非恪守旧章，绝无表现之处”。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宜，在“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基础上，特别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

（三）借夷制夷，合众夷之力以制夷。刘坤一借夷制夷、合众夷以制夷的外交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外交观念，也源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充分认识。在他看来，晚清中国国贫民穷，无力与西方各国对抗；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既有合作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而最现实的外交策略就是，运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操纵合宜，借夷制夷，才能使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所以他主张“不但邻国宜结，即使敌国可结亦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

外交实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初，俄国借义和团运动兴盛、各国联军入侵之机，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名，派十多万军队兵分数路大举入侵东三省，至闰八月占领东北全境。清廷召刘坤一、李鸿章等商议此事。当时俄军占据东北已是既成事实，议和面临两项内容，一是与联军谈判，交涉赔款撤兵之事，一是与俄国谈判，交涉东北撤兵之事。刘坤一认为，俄国撤兵与联军撤兵本是一事，不能与俄国单独谈判交收东北事宜，更不能承认俄国占据东北后提出的各项要求。九月，盛京将军伊拉里·增祺擅自派代表与俄方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简称“增阿暂章”）。刘坤一闻讯后，致电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李鸿章，请废“增阿暂章”。十二月，俄外务大臣拉姆斯独夫向驻俄公使杨儒提出“东三省交地约稿”，引起各国强烈不满。刘坤一与张之洞巧妙利用英、日、德、美对俄国侵占东北的不满，把俄约条款明告各国，激化英、日等国与俄国的矛盾，迫使俄国让步，否认向中国提出草约。

刘坤一任封疆大吏几达四十年，其显赫的晚年官宦生涯，直接影响晚清政局：清廷的朝政大计，帝后两党的暗斗明争，皇位的建储废立，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后还俨然而为诸侯长，领袖东南督抚，偶导互保，倡举新政，议采西法，引起了其后的官制改革和立宪风潮。

其身为清廷的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再加上刘晚年的勋望，甲午之后实为疆臣领袖、诸侯之长，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与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虽然他与康、梁等维新派有一定距离，但对变法维新却深表赞同，他痛心疾首咸同以来的洋务失败，认为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兴学练兵以图振作。戊戌政变后，群臣咸默，唯刘挺身力言或瞒天过海，想方设法保护了维新以来的许多成就。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年得到了初步发展，南洋省份尤其是苏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全国之首，又进而推动了全国的近代化进程，这都与刘坤一的极力倡导不无关系。

范福潮：“就在北方陷入战乱之时，东南各省却保持了安定局面，南北形势，俨然判若两国。议和期间，朝廷在各国领事的一致要求下，惩治了一批祸首，同时也表彰了一批在保护东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官员，刘坤一居功臣之首。议和期间，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抵抗俄国侵占东北，反对与俄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夏，他又与张之洞联手起草变法奏折，五、六两月，连上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后，他又在赔款问题上与外国交涉，竭力减少损失，在督导中英商约谈判时，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直至病逝职所。”

《江楚会奏变法折》1卷（光绪二十七年两湖书院刻本，又同年彭觉先刻本）

《东征纪略》1卷（光绪元年铅印本）

《刘坤一奏咨》（清同治抄本，今藏湖南图书馆）

《新宁县志》26卷，首1卷（张保琏修，刘长佑、刘坤一纂，光绪十九年刻本）

《萍多县志》10卷，首1卷（锡荣、王明璠修，刘坤一、李文田纂，清同治十一年木活字本）

《江西通志》180卷，首5卷（刘坤一修，赵之谦纂，光绪七年刻本）

《江西全省舆图》14卷，首1卷（曾国藩、刘坤一监制，同治七年刻本）

《东南纪略》

《两广盐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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