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战，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曾经是两军战斗的主要战法，战车兵是军队的主力兵种，以一乘战车和其附属的徒步的士兵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而计算各诸侯国的军事实力，也常常以战车为计算单位。

中文名：车战

时期：商周时期

特点：战车为计算单位

车战的历史可上溯至三皇五帝的时代，在诸多的神话传说中，出现了冲车、马车、特殊战车（如指南车）的原型，但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很难判断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车战，故车战的历史一般从夏朝开始计算。

现代车战的历史应该开始于一战时菱形坦克的出现，在此不做过多阐述。

中国古代以马拉木质战车的交战为主的作战方式。

有关资料推断，夏代已开始使用战车进行小规模车战，经商代﹑西周以迄春秋，战车一直是这一时期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驾乘战车作战即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

《墨子·明鬼下》“汤以车九两，鸟陈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入之郊遂，王乎禽。”

《吕氏春秋·简选篇》“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公元前1285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卡迭石战役与赫梯争夺叙利亚地区统治权，赫梯出动了包括2500到3500辆双马战车（每辆战车配备驭手1人，士兵2人）在内的2万余人的兵力。

车战

公元前1057年左右，“武王征商”（利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诗经·鲁颂·閟宫》“公车千乘，朱英绿滕，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缀，蒸徒增增。”

车战的基本作战单位是乘。乘是以战车为中心配以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卒（步兵），再加上相应的後勤车辆与徒役编组而成。所以乘是车﹑卒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当时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古代车战分攻守两种，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及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所称的战车即指攻车，又称兵车。考古发掘证实，商代的战车为四马两轮，木质结构，重要部位一般还饰以青铜车器﹐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的形制大体略同。四马两轮式战车是中国车战的定型用车。

从周代史料看，战车乘法为每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车上一般还备有若干有柄的格斗兵器，如戈﹑殳﹑戟﹑酋矛﹑夷矛等，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主将之车，乘法特殊，主将居中，御者居左。此外还有四人共乘之法。叫“驷乘”。但这属临时搭载性质，并非编制通例。每乘战车所隶属的步卒，据《司马法》记载，春秋以前为二十二人编制，其中包含七名车下甲士和十五名步卒，连同三名车上甲士，共计二十五人，为一步兵两，配合战车作战。周军分为“六自”、“八自”，各有75000人。“六自”常驻西安，主征伐四方，配有后勤部队，一军12500人，125辆攻车各配3车兵72步兵，125辆守车375辆牛车各配10名老幼贵族、5名家人、5名马夫、5名奴隶。“八自”常驻洛阳，主镇抚京城、弹压东夷，一军9375人，125辆攻车，无守车。

春秋殉马坑殉战车遗迹

车战在春秋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加剧，战车数量大幅度增加，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晋国一次出动战车已高达七百乘（750乘）；而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所拥有的战车数量已在四千乘以上，公元前505年的柏举之战，各国参战的战车也均在千乘以上。连年的战争造成甲士的奇缺，而随著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国遂增加了兵源充足，装备简单而又易于训练的徒兵，步兵由每乘战车隶属二十二人增加到七十二人，同时又取消了原来的七名车下甲士，连同三名车上甲士，共计七十五人，以五伍(二十五人)编为一两，共三两。方阵战术也由原来步车相脱离的两线配置，改变为三个步兵两以战车为中心的环形配置，把过去的密集队形改变为疏散队形，密切了步车协同，加大了方阵纵深﹐提高了方阵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和前进速度。公元前567年，在鄢陵之战中，晋国苗贲皇首创翼侧攻击战术原则，使方阵战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上因素制约下，车战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扩展。一场战争往往由若干规模不等而又具有共同目的的战斗所构成；遭遇﹑迂回﹑翼侧攻击﹑长途追击等多种作战形式亦开始出现。

春秋战国之交，铁兵器的广泛采用和弩的改进，使步兵得以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同时，由于战车本身车体笨重，驾驭困难，特别是当参战车辆数量骤增以後，战车对于战场地形及道路条件仰赖日趋严重，其机动性随之减低，而小块耕地的大量出现又严重地破坏了井田的道路系统，更增加了战车队运动的困难。此外，随著战争性质和结构的转变以及城邑地位的提高，对要塞的争夺日趋频繁，从而大大降低了战车在作战中的地位。于是，传统的车战逐渐被步骑战所取代，到战国时期终于形成了以步兵为中心，车兵为辅翼，骑兵为机动的新的战争方式。战国时期，各国军队中战车的绝对数量仍然可观，如《史记‧张仪列传》记述当时秦军的组成是“带甲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可是，从车兵与步兵的比例来看，车兵在战斗中已不再担任全部或主要的作战任务，而是退居两翼，降为担任警戒﹑阻击﹑掩护军队翼侧的辅助兵种。

PS：在另外一些记载中，关于“甲首”即一车之长有其他的看法，比如持戈（或矛）的为一车之长，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各诸侯国不同的编制造成的，而关于车后随行甲士的数量也有所差异。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何时开始使用驾马的战车作战，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是还有待学术界继续探讨的课题。有人从夏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前所作《甘誓》中，军中有左、右、御之名，认为那是指战车上的车左、车右和车御，故推测当时已使用战车。此后，据估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七十辆战车，见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一书所记。不过汉初太史公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殷本纪〉时，并未采纳这一说法。从目前田野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在相当于夏代的遗址中发现过有关车子的任何遗物。在商代早期的遗址内，也还没有发掘到马车。考古发掘中获得的马车实物，目前所知都是商代晚期的，主要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遗址，那里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地。已发掘出土的晚商车子，都是以马拖驾的木制车子，有的车上或车旁放有兵器和箭箙，更表明是可用于作战的战车。乙七宗庙，葬有6辆战车、600多殉人。甲骨文中也不乏用车的记载，有力地证明商代晚期军中早已使用驾马的战车。殆至周代，车战日趋兴盛，周武王伐纣时，《史记》记载军队主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诸侯兵会于牧野者，有车四千乘之多。纣王的军队更是达到70万。

秦始皇兵马俑车战

战车部队的主要人员是战车上的乘员，通常在一乘战车上有三个乘员，其中一个专门负责驾御辕马，他在车上的位置是在车子中央，称为「御」。由于西周以后战车多驾四匹马，中间的两匹在车辕左右用轭驾在辕前的衡上，称为「服马」，它们各在辔头左右结系一条辔（缰绳）。另外两匹马分别在左右外侧，称为「骖马」，它们并不驾在衡上，而是套绳（称为「靳」）和吊环结系在舆底，它们各在辔头的外侧结系一条辔。因此，车御要用双手执着这六条辔驾马御车，所以《诗‧秦风‧驷驖》有“驷驖孔阜，六辔在手”的诗句。

秦始皇陵侧俑坑出土的御车俑，都是双手向前呈执握的姿态，自然就是当时战车上御车者的真实写照，能够精通双手握六辔驾御四匹马，拖驾笨重的木制战车作各种战术动作，并非易事。所以当年孔夫子教授学生的「六艺」中，「御」是其中之一，并且排列在「书」、「数」之前，是「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

在御的右边的乘员，称为「车右」，他应是三个乘员中最孔武有力者，专门负责在两车错毂格斗时用长柄的矛、戟等兵器杀伤对方乘员。而在战车遇到障碍，需要跳下车去推车时，也是车右的任务。位置在御的左边的乘员，称为「车左」，通常他的任务是用弓矢射杀敌人。如果主将在战车上，他就站在车左的位置，那时车上就要设置供他指挥进军的鼓，以及退军的金。也有时国君乘坐的车增加一个乘员，四人共乘一车，但这是很少见的。那时国君的位置居中，御偏在他左侧，而车右和车左的位置依旧，分别站在右外侧和左外侧。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杜预注解，战马披甲，头颈有皮胄，臀有革半，胸有靷，背有革央，骖的两侧有韅

在商周时期，车上战士的身分起码是「士」，都是有身分的人。当时一乘战车(三个乘员)就是一个战斗单位，在车后还要配置一定数量的徒步的兵卒，兵卒的身份很低，有的就是奴隶。徒兵的数目最初大约十人左右，《禹鼎》铭文中有「戎车百乘，徒千」的记述，正好是一乘车配有十名徒兵。后来随着战争的规模扩大，兵车增多，车后徒兵数量也有增加，有时多到七十二人。也有说一车10甲士是紧急出兵编制。

战车作战的基本战术原则是﹕舆侧接敌﹐左右旋转。战车在接敌过程中﹐主要是车左以弓矢在舆侧射击杀伤敌人﹔接敌後则须与敌车接舆近战。为了保护舆侧不使敌车接近﹐战车轮毂都设计得很长﹐故又称“长毂”。作为一种保护措施﹐一般均在轮毂两端加有坚固华美的铜套﹐此外还要在轴端加上兽饰﹐如西庵出土的西周战车﹐车毂全长40厘米﹐轴头铜兽长13.5厘米﹐总长度达53.5厘米。所以欲与敌车接舆﹐就必须先行错毂。两车错毂是一个互相闪避﹑寻找战机的复杂的运动过程﹐需要不间断地进行旋转。因此车战的驾车要领规定战车的前进和後退都要严格保持在一条直线上﹐车身左右旋转要能达到90°的直角﹐即《吕氏春秋》所谓的“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在此战术原则基础上遂形成了战车的初级战术编队。有关资料表明﹐在车战的战场上﹐即使车阵被敌击溃﹐战车也不能单独行动﹐仍是两两成双﹐称“双车编组”。“双车编组”由左右两辆战车组成﹐其中一辆是主车﹐另一辆则称“副车”。《周礼‧春官》记载车仆所掌的五戎之萃﹐实际就是这种副车﹐有时也称“贰车”﹑“佐车”。这样编组目的是为了便于从左右两个方向同时接近敌车的舆侧﹐以形成对敌车的夹击﹔而在防御中﹐两车又能互相掩护一个侧面﹐不至左右受敌。这样的一个双车编组便是战车最基本的战术编队。由此组成的战车队也便成双行排列﹐左列战车称“左偏”﹐右列战车称“右偏”﹐或统称曰“偏”。偏有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三十乘或五十乘战车组成。若干个这样的战车队再进行编组﹐即构成更高级的编队。“广有一卒，卒偏之两”“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前偏后伍，伍承弥缝”

作战时﹐甲士在车上﹐步卒以两为单位随同战车行动﹔各战车队的战车则以一定方式展开成阵。阵本指战车和步卒的排列﹐亦即当时军队的战斗队形﹐其基本形态为方阵。方阵﹐春秋初称“拒”﹐其总体配置由左﹑中﹑右三个方阵组成。方阵战术要求战车结成一个正面宽大的巨大整体来实施攻击﹐因此当时军队作战受地形条件制约甚大﹐一般均将战场选择在便于大量战车集结展开的开阔暴露的平原地区。在西周及其以前时期﹐方阵内的步卒与战车成互相脱离的两线配置﹕步卒以两为单位在战车队前方列成一个绵密的横队。这种大排面的密集方阵很难保持队形﹐为了协调动作需要在行进间不断整顿队列﹐如记载﹐牧野之战中﹐周军在接敌过程中每前进一段距离就要停止一次以整顿队形﹔接敌之後﹐每进行四至七个击刺动作也要停止一次整顿队形﹐其前进速度十分缓慢。由于整个方阵形成一个大排面的整体﹐其中的步卒两便无任何机动馀地可言﹐这不但影响了兵力的发挥﹐而且削弱了方阵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因此机动性较差。此外﹐由于步卒和战车成两线配置﹐易被敌人从中截断﹐使战车失去步卒的掩护﹐因此其步车的协同也很不密切。

车战

当时军队行军一般采取前﹑後﹑左﹑中﹑右的行进序列﹐有时在前卫部队之前还派出斥堠﹐称为“先驱”。《左传昭公元年》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左传宣公十二年》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斥堠）、中权、后劲。《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先驱（斥堠+先锋）、申驱（前卫支援先锋）、主将的戎辂、贰广（左右各15乘的卫车）、启（步兵先锋）、胠（腰军）、大殿（老兵殿后）。由于军队的物质保障条件有限﹐故行军速度较低﹐据《周礼》所载﹐其标准日行军速度为三十里﹐称为“一舍之地”﹐再高的速度则为兵家所不取。野战宿营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车队集结之後﹐在营地四周掘壕﹐并将掘出之土以木夹板夯实成环形土墙(垒)﹐时称“营军”﹔如果限于时间和地形条件不能筑垒﹐就用辎重车辆相互联结﹐组成一道临时的环形工事﹐时称“次车以为藩”。作战前首先出车布阵﹐其程序先派出游动战车(阙车)在两翼警戒﹐防止敌军袭扰﹔然後再派出马拉的重车(广车)在阵前横列﹐以为屏障﹔最後战车部队从军门鱼贯而出﹐按一定方式排列成阵。开始攻击前一般还要进行挑战﹐称为“致师”。致师多以一乘车的兵力赴敌﹐带有考验对方决心和窃测对方军力的威力侦察性质﹐同时也为己方的队形调整争取时间。致师时并伴有一定的礼仪性言辞。正式攻击开始後﹐进攻军队以正面宽大的严整队形缓慢前进﹐各级军士以不同发令工具随时协调部属的动作以保持队形。接敌过程中双方以弓矢对射﹐接敌後以长兵击刺﹐战车冲击﹐首先打乱敌方阵形﹐然後聚歼散兵。一般说来﹐如有一方阵形动摇胜败即大致定局﹐所以战斗持续时间较短﹐最长不过一日。追击的实施一般并不猛烈﹐《司马法》说:“古者逐奔不远”﹐“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大概为了保持队形﹐一般不提倡长距离追击。车战时期的作战是以野战为主而很少攻城。原因在于以战车为中心装备起来的军队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同时﹐当时的战争也没有向纵深发展﹐对要塞的争夺并不十分迫切。《孙子兵法》认为“攻城则力屈”﹐攻城之法是用兵的下策。因此﹐车战作为战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早期形态﹐具有形式简单﹑机动性差﹑车卒难以密切协调﹑持续时间短﹑野战而非攻坚为主﹑无突袭性而颇似决斗等特点。

为了保护战车兵的安全，他们都装备有厚重的皮甲胄，也有的装备了青铜的胄和铠甲。由于站在车上作战，不必考虑行走奔跑的方便，因此战车兵的皮甲的甲裙较长，可以遮护到膝盖以下。有时还有高竖的甲领，以保护脖颈。除甲胄外，还有较大的盾牌，通常是木胎外蒙皮革，或由多层皮革制成，外表髹漆绘彩，有的镶嵌青铜甲以增强防护能力。驾车的辕马也披有厚重的皮马甲，头套皮马胄，有的还蒙以虎皮，更显威猛。木制的车箱(舆)表面有的也钉镶青铜护甲，或在轴头装有长刺。战车兵的远射兵器是弓矢，格斗兵器都是长柄的，都插放在车上，可以多件成一组，使用时随具体情况选取，通常称为车战五兵，有戈、殳、车戟、酋矛、夷矛，它们的长度一件比一件长，由六尺六寸到二十四尺。此外，为了防备非常情况，在马伤车毁时用来卫体护身，也装备短柄的兵器如剑，乃至更短小的匕首。

至于战车后随的徒兵，则一般没有护体的甲胄，只有戈和盾牌，或远射的弓矢。

战车作战，相距较远时以弓矢对射。两车逼近，必须错车格斗。因为当时木制战车十分笨重，一乘车至少宽三公尺，前面驾上四匹马，全长也约有三公尺。两车如迎头驶来，相间隔有两匹马长度的距离，两车箱前沿至少在四公尺以上，最长的格斗兵器也无法触及对方，何况双方的八匹马如缠结在一起，就两败俱伤了。所以双方只有两车相错才能格斗，当时错车有共同遵守的规矩，也就是都以己车右侧去错迎对方来车的右侧，这也是车右司以长柄兵器格斗的原因。

由于战车笨重，驾御困难，因此当排列好战斗队形后，临阵变换是非常困难的。同时由于车体长、面积大，加以殷周时弓矢射程有限，所以较难作大纵深配置，也无法采用纵队的队形，通常是采用一线横列作战。如果配置第二线兵力，则把后列战车排在相当于前列两车的缝隙处，以发挥弓矢威力，而不会误伤己方前列战车的乘员。除横排列阵外，常用的队形还有斜列的队形，同样是后列的车在前列车的缝隙处。一般情况下，两军列好阵形，击鼓进军，远处以弓矢对射，近而错毂搏斗，一方败退，一方追击，战斗即结束。所以《左传》中所记的大部分车战，战前准备时间较长，真正接战后多仅一日即分胜负。《楚辞‧国殇》正是极生动地叙述了一场车战的全部过程：从远距离弓矢对射开始，经错毂战斗，到车毁马伤，系马埋轮死拚，最终英勇为国捐躯。

秦始皇兵马俑车战

车战的最高目的，是消灭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如周武王灭商之战。但是在车战最盛的春秋时期，主要是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的。那时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开始时强大的诸侯多打着尊周王的大旗，以成霸主地位，并不以灭国夺地为目的，胜者常以缔盟成为霸主为目的。随着诸侯争霸的发展，大国国力日强，遂渐抛弃尊王的旗帜，终于从缔盟称霸走向灭国夺地，兼并弱小。动员的兵力日多，一次战斗使用的战车从几百乘发展到几千乘，战场纵深加大，时间延长，由过去单一战场的一次交战决定胜负，发展到在几个作战阶段中进行反复较量，经过不同地点的多次战斗，才能达到目的。在一场车战中，由于当时诸侯思想观念深受礼制约束，还有宗法迷信等的深刻影响，所以在战前首先要进行祭祀占卜，然后召集全军及加盟的友军举行誓师礼，由国君或最高统帅历数自己承天命，如何正确，对方逆天命，如何残暴无道。再约束部队，严明纪律。流传至今的著名誓辞，有周武王灭商前在牧野所作的《牧誓》，收录于《尚书》之中。

两军到达战场后，先要派遣使者到对方请战，例如晋、齐之战前，齐侯派使者请战，说：“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国的士兵人数很少，请在明天早晨相见。)晋军主将阕郄克作答，先讲晋与鲁、卫是兄弟之国，故来援助，最后说：“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您的命令不会不照办的。)双方用这样客气的外交词令，最后决定第二天早晨决战。

在正式开战之前，还要派勇士去对方营地挑战，以鼓舞自己军中士气，挫对方士气。也如晋、齐之战前，齐使请战后，齐国的勇士高国乘战车冲入晋军，用大石投掷晋军，并擒获晋军，夺其战车，将车系在齐国营垒前的桑根上，并大呼“欲勇者贾余余勇！”（要勇气的人可以来买我剩下的勇气！）以激励齐军。正式开战前，两军先要摆好阵式，所谓「不鼓不成列」，然后才堂堂正正地展开战斗。战胜以后，又要祭祀，迫败者盟誓，回国献俘，在春秋初还有时将战利品和俘虏献给周王。就是在战斗中，敌对双方的将士有时也互讲礼貌，例如泌之战前，楚将许伯去向晋军挑战，他的战车上以乐伯为御，摄叔为右。单车去晋营，杀死敌人割取左耳并抓了俘虏。当往回走时，晋军追赶，由左右两角夹攻，乐伯左边射马，右边射人，使晋人两角都不得进。这时他们只剩下一支箭了，晋国的鲍癸又从后追来。正好有一只麋鹿出现在面前，乐伯一箭正射中麋背，然后由摄叔下车捧着麋鹿献给鲍癸，并说：「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由于今年还不到时令，应当奉献的禽兽还没有来，谨把它奉献给您的随从作为膳食。）鲍癸说：「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就阻止自己的部下再追击，于是乐伯三人安然回归。

巢车:古代的装甲侦察车

驷马战车虽然称雄于商末至周朝，但是它本身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弱点。首先是车体笨重，全车只靠榫卯结合及皮条缚绑，容易损坏。同时驾御困难，御者靠双手执六辔，要靠专门训练。笨重的战车只能选择空旷平坦的原野，才能发挥威力，遇到山林沼泽等复杂地形，就无用武之地了。甚至田中种庄稼的田陇走向都对战车的行进有影响，所以战胜国常要战败一方改变田陇走向，以利其以后再次出兵时便于行进。在战斗中，常见因车马被林木绊阻而全军乘员皆遭敌俘获的事例。但是上述缺点还不足以使战车遭到淘汰。战车开始衰落，正是新兴的步兵和骑兵开始在战场上显示威力之时。同时战国末期钢铁兵器的出现和强弩的使用，也对战车极为不利。因此到秦统一后，战车已趋衰落。等到西汉时为了对付匈奴骑兵，大量使用骑兵以后，单辕驷马战车就彻底失去商周时作为军队主力兵种的地位，最终遭淘汰，退出战争舞台。

城濮之战

发生于公元前六三二年的晋、楚争霸的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一次典型的大规模车战的战例。城濮战时，晋军投入的兵力有战车七百乘，兵器装备齐全，分为三军：中军统帅是原轸(先轸)，以郄溱为副，所统领的以晋的公族为主，为全军主力；上军以狐毛为将，狐偃佐之；下军以栾枝为将，胥臣佐之。晋侯在中军，他乘的战车由荀林父御车，以魏为车右。晋军的同盟军有来自宋、齐、秦诸国的军队，齐军由国归父、崔夭统领，秦军由小子慭统领。

楚军的兵力大致与晋军相当，统帅是子玉，楚王没有在军中。子玉原统军围宋，后来楚王在申邑叫他退兵，指出晋侯在外十九年历经艰难，深知民情，不可轻敌，应按《军志》所说“适可而止”、“知难而退”。但是子玉不顾楚王的指示，坚持请战，还说“不敢说一定有功劳，愿意以此塞住奸邪小人的嘴巴”。因而激怒了楚王，少给他军队，唯有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际由他指挥。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楚君之戎分为二“广”，每“广”有一“卒”，即“两偏”，一“偏”有战车十五乘，所以一广编制有战车三十乘。东宫，有人认为是太子的宫甲，也有人认为东宫即东广，也应编有战车三十乘。若敖之军是子玉宗族的亲军，六「卒」的每卒有战车三十乘，共计一百八十乘，也就是子玉军中主力西广、东宫、若敖之六卒合起来约有战车二百四十乘。当时一乘战车的乘员有甲士三人(左、右和御各一)，随车有若干步卒，步卒的数量说法不一，但是从城濮之战后晋侯向周王献楚俘为「驷介百乘，徒兵千」，可知一乘战车附有徒兵十人。楚军的同盟军，主要有陈、蔡等诸侯国的军队。楚军也分为左、中、右三军：中军由子玉亲自统率，主力是若敖之六卒；右师以子上为将，统领有陈、蔡的军队；左师子西为将，以申、息两地的子弟组成的军队为主。

城濮之战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晋军示弱回避，借口晋侯在外流亡时受楚王接待，当时答应一旦晋、楚交兵，将先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约当军队行军一天的路程)，所以晋军先向后退九十里。晋军将士因楚王不在军中，认为晋侯避让楚臣是耻辱。子犯解释说：出兵作战，理直就是气壮，理屈就是气衰。退避三舍，是晋侯报楚的恩惠言而有信，如果楚军还追进，则是国君退去，而臣下进犯，他们就理屈了。实际上晋军退避三舍，一方面向诸侯表明道理在晋侯一边，又激励了晋军将士仇视楚军的士气；另一方面，楚军围宋作战已久，士卒疲乏，远道而来力求速战，晋军退避，更使楚军锐气尽失，多想不继续打，只是子玉仍坚持作战，更使楚军意志消沉，战斗力减弱。

两军相拒于城濮时，子玉又派遣楚大夫斗勃去向晋军挑战，显得盛气凌人。晋侯仍示弱，并不愿应战对搏，只是派栾枝去对答说：寡君听到命令了。楚君的恩惠，没有忘记，所以退避到这里，既然大夫不肯退兵，那就烦大夫对贵部将士说，驾好你们的战车，明天早晨见面。

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决战阶段。四月的己巳日，晋军的战车在莘北列阵以待楚军，以下军、中军、上军横向排列，晋军的战术是采取先攻侧翼然后两面夹击。子玉率领的楚军，也是采取横向排列三军的阵势，他自己领若敖之六卒为中军，由子西将左军，以子上将右军，右军以陈、蔡盟军为主。不了解敌军虚实的子玉，这时仍盲目乐观，认为自己必胜，发出了“今日必无晋矣”的狂妄言论。晋军却在对敌军正确了解的基础上，选择实力最弱的陈、蔡军为首先打击的对象。先由下军的胥臣将驾车辕马蒙以虎皮，以增威势，然后驱车猛冲陈、蔡军阵。缺乏战斗力的陈、蔡军遭此突然打击，立即溃败奔逃，从而导致楚军右师全面崩溃。

与此同时，盲目轻敌的楚军左师，正向前进击，面对他们的晋军上军主将狐毛又施诱军之计，向后退去。而下军由栾枝率领的部分战车，远远地将干柴挂在车舆上，扬起烟尘，假装晋军已混乱溃逃。楚军的中军看到，急忙驱车追赶。于是晋军中军由原轸、郄溱统领横向冲击追赶伪退的狐毛的楚左师，而狐毛、狐偃又回车夹攻，于是子西率领的楚军左师也被击溃，楚军大败。只有子玉急忙收回中军，使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

经过一天激战，晋军击溃楚的左、右两师，使楚军损失惨重，同盟军的陈、蔡、申、息的军队也损失殆尽，晋军捉到许多俘虏，仅战后晋侯向周王献楚俘的数量，就有战车一百乘，以及随从的步兵一千人之多。晋文公达到尊王称霸的目的，原来与楚结盟的诸侯国如郑国，纷纷背楚而与晋结盟。楚军主帅子玉虽在战斗中保住中军的兵力，但因战败遭到楚王的谴责，派人对他说：申、息的子弟大多伤亡，你如返回，怎么向申、息的父老交代呢？因此子玉在半路就自杀了。

兵法简介

《车战》是中国古代兵书《百战奇略》里记载的一种作战兵法，旨在阐述车战所应具备的条件及其在作战中的作用问题。它认为，凡与敌步、骑兵交战于平原旷野时，要实施车战，即用偏箱车或鹿角车布列成方阵对敌，其作用主要有：一可增强部队战斗力，二可阻挡敌人冲击，三可整饬和约束队伍不乱。恩格斯在论及欧洲骑兵发展的历史时，明确指出：“至少在军事史上，战车比武装骑手的出现早得多。”（见《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卷1《骑兵》，战士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我国古代也是如此。据文献记载，车作为作战装备而用于战争之中，在我国至迟在商周时代已经比较普遍了。但从战国以后，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武器装备的进步，战场条件的变化，此种只利于在平原旷野行动的车兵，逐渐为步、骑兵所代替；战车由主要用于冲锋陷阵的进攻性装备，变为运输辎重或作为防御作战的障碍物了。

本篇正是从防御障碍物的角度，阐述了偏箱车、鹿角车在作战中的作用问题。这与战国以前所讲到的战车和车战问题，是不尽相同的。

兵法译文

大凡车兵同步、骑兵交战于平原旷野之上时，必须用偏箱、鹿角车组成方阵，凭借此方阵对敌作战，就能取得胜利。以偏箱、鹿角车组成方阵作战，其作用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能保持斗力不衰，二能正面抗拒敌人，三能维系队形不乱。诚如兵法所说：“在开阔地域作战，就要使用战车部队。”

西晋时期，凉州刺史杨欣因与羌族关系不和睦，而被羌人所杀，致使河西地区与中原朝廷断绝联系。晋武帝司马炎常为西部边境安全忧虑，每次临朝议政都叹息地说：“谁能为我打开通往凉州之路，而讨平羌敌呢？”朝臣没有应答者。唯有司马督马隆上前奏道：“陛下如能任用我，我能讨平凉州叛乱。”晋武帝说：“你若能消灭此敌，怎么会不任用你呢？只是不知将采取什么办法？”马隆说：“陛下如能任用我，就应当听任臣下的自我主张。”武帝问道：“请讲讲你将采用什么办法？”马隆回答说：“我请求陛下准许招募勇士三千人，但不要过问他们以往是干什么的，我将率领他们大张旗鼓地向河西地区开进。凭借陛下的崇高威德，此敌何愁不能消灭！”晋武帝答应了马隆的请求，并任命他为武威太守。马隆受命后，立即招募勇士，其条件是，能靠腰部力量拉开三十六钧强弩的人，并且当场立靶测试。自清晨至中午，共招到这种勇士三千五百人。马隆自信地说：“足够用了。”于是，亲率其所募勇士向西进发，渡过温水后，与敌相遇。羌族一部落首领树机能等以万金骑兵，或者凭据险要阻挡，马隆前进，或者埋设伏兵截击晋军后路。针对此情，马隆依据古法八阵图制作了偏箱车，进入开阔地域时，就设置鹿角车营，遇到狭路地段，就做木屋装在车上，一边战斗一边前进，晋军箭矢所射之处，羌兵纷纷应弦而倒。晋军转战千里之遥，杀伤敌众数以千计。马隆率兵抵达武威后，羌族部落首领猝跋韩、且万能等人率众万余不战而归降，马隆前后击杀和收降的羌兵达数万人。其后，马隆又率羌族归顺的部落首领没骨能等众，大战树机能，并将其击斩，凉州叛乱完全平定。

兵法原文

凡与步、骑战于平原旷野，必须用偏箱、鹿角车①为方阵，以战则胜。所谓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整束部伍也。法曰：“广地则用军车。”②。

晋凉州③刺史杨欣失羌戎④之和，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⑤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通凉州讨此虏者乎？”朝臣莫对。司马督马隆⑥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帝曰：“云何？”对曰⑦：“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类何足灭者！”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隆募〔限〕腰开弩三十六钧⑧，立标拣式，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于是率其众西渡温水⑨，虏木机能⑩等以众万骑，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阵图⑾作偏箱车，地广用鹿角车，路狭则为木屋⑿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隆到武威，虏大人猝跋韩、且万能⒀等率万金众归，隆前后诛杀及降附者数万。又率善戎没骨能⒁等与木机能等战，斩之，凉州遂平。⒂

兵法注释

①偏箱、鹿角车：皆为中国古代的作战兵车。偏箱车的车箱系木板制成，置放兵器于其上。作战时，车与车相连，前后相接，连成方阵，可用于平原旷野上作战。鹿角车，则是用削尖的树枝插在偏箱车前后，以防敌接近。

②广地则用军车：语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但与原文略异，原文作“地广则用鹿角车营”。

③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

④羌戎：古族名。羌，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戎，旧时中原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⑤帝：指西晋武帝司马炎。

⑥马隆：西晋名将。平陆（今山东汶上北）人，字孝兴。少而智勇。晋武帝时，任东羌校尉，封奉高县侯。

⑦对曰：马本及唐本、王本皆脱，今从汪本补。

⑧钧：中国古代重量单位之一。一钧为三十斤。

⑨温水：即武威东之温围水。

⑩木机能：羌族的一个部落首领。史载原作“树机能”，《百战奇法》原作者因避讳宋英宗嫌名（曙）而援引时改“树”为“木”。

⑾八阵图：中国古代作战的一种阵法。

⑿木屋：即用木料制成，四面开孔，置于车上，既便于观察敌情，又可抵御矢石击伤。

⒀猝跋韩、且万能：皆为羌族的部落首领，但《资治通鉴》卷80《晋纪二》称其为鲜卑人。

⒁没骨能：羌族的一个部落首领。

⒂本篇史例出自《晋书·马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