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

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的长篇叙事诗，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传说。

中文名：史诗

外文名：Epic Poem

定义：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

主题：叙述英雄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

读音：shǐ shī

史诗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古代长篇叙事诗。多以古代英雄歌谣为基础，经集体编创而成，反映人类童年时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者神话传说。史诗是人类最早的精神产品，对我们了解早期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史诗和古代的神话、传说有着天然的联系。史诗在神话世界观的基础上产生， 而它的发展最终又是对神话思想的一种否定。

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国的《格萨尔王传》、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等都是著名的史诗。

“史诗”这个词在现代语文中，多用来指虚构的文艺作品，其特点是背景庞大、人物众多，涉及大量的虚构地理，时间跨度大的叙事作品。典型的例子如《星球大战》等，参见大河小说。

史诗作为一种文类， 它是经过长期发展和演变的结果， 各种史诗传统的发展过程是很不相同的。史诗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神话、传说、故事等其他民间叙事文学的营养， 甚至还借鉴了抒情色彩浓重的民歌等体裁的成就，锤炼形成了自己独特题材内容、艺术思维方式以及诗学等方面的体系。史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有机综合的特点， 但却不能用其中任何一个体裁标准， 也不能用所有这些体裁的特点拼凑出来的标准去衡量它。应该说， 史诗消化了各种民间口头表达形式， 对于这些形式的运用是以史诗为导向的。换一种说法， 从文学类型的角度历时地看， 史诗代表了在一个特定口头传统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在较高阶段上达到的语言艺术成就。

谈起史诗的时候，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史诗的论述， 他们是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 从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史诗的。在他们看来， 史诗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是人类在特定时代创造的高不可及的艺术范本， 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些论述是从文艺学的外部特征出发的。原始社会的解体为产生英雄史诗的恢弘背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历史基础。关于部落战争、民族迁徙和杰出军事首领的传说为英雄史诗的形成做了一定的资料准备。应该说， 英雄史诗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人们生活的全景反映。每一部史诗都是具体历史的和具体民族的。不能用一个笼统的历史时代的抽象的模式去解剖特定的史诗， 也不能用一般的人类社会的尺子去剪裁史诗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史诗与历史有特殊关联性， 但是即使史诗的历史印记十分鲜明， 它也不是编年史式的实录，甚至也不是具体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史诗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概括方式， 体现了史诗的创造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表现特点。

作品分类

一般意义上分为：传统史诗，又称原始史诗或民间史诗。在文字尚未出现时，史诗最初是纯口述式记录的，在传达过程中，听众聆听史诗后，会用口述形式将史诗世代相传，随着时间而增添情节，最后被整理、加工，以文字记载成为一部统一的作品。这类史诗的代表有荷马的史诗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文学史诗（文人史诗），又称非原始史诗，为文学作家以特定的观念目的有意识地编写而成。这类史诗的代表有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

从《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间的区别来看二者的差别。

虽然在内容上雷同，但它又不是荷马史诗的简单仿作，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是罗马民族的史诗。最为可贵的是，维吉尔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风格和特长，写人物心理细致入微，应用比喻贴切优美，故事性强、语言典雅，是欧洲第一部杰出的由一个文人独立创作出来的史诗。

这部史诗的风格不像荷马史诗那样活泼明快，而是严肃、哀婉、朦胧的。

维吉尔史诗没有人民口头文学的特点，是欧洲“文人史诗”的开端，使古代史诗在人物、结构、诗歌格律等方面进一步获得了定型。

备注：有些著作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这种分类是否恰当，有待讨论。

创世史诗， 也有人称作是“原始性”史诗或神话史诗，它多以古代英雄歌谣为基础，神话传说。创世史诗多运用艺术虚构手法，塑造著名英雄形象，结构宏大，充满着幻想和神奇的色彩。创世史诗或创世纪，严格说来不属于史诗范畴，而属于神话范畴。各民族的英雄神话，民族族源神话，民族迁徙神话，它们确曾起过神话与史诗的纽带作用，在各民族的创世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英雄史诗是一种以长篇叙事为体裁讲述英雄人物（来源于历史或神话中）的经历或事迹的诗。

创世纪和后世的英雄史诗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即创世纪中的英雄，神性超过人性，在创作上幻想代替了现实。

按篇幅分：依据英雄史诗的篇幅，可分为小型史诗、中型史诗和长篇史诗小型史诗一般由数百行组成，中型史诗长度从数千行到上万行不等，长篇史诗是指规模宏大的巨型史诗，如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每一部都在十万诗行以上。

按情节繁简：史诗被分为单篇型史诗和复合型史诗，后者又有串联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区分的主要依据是根据母题、脉络和故事线来划分。

传统特色

传统史诗有几个主要的特色：

1.以某个英雄为中心，通常是在军事、民族或宗教的重要人物，甚至是半人半神；

2.庞大的背景设定，广阔无边的地理环境，包含的许多国家，世界或宇宙；

3.英勇的战斗或勇敢的行为；

4.故事中出现神、天使、魔鬼等神灵；

5.持久的旅程，而且通常充满异国情调；

6.诗人保有客观性；

7.传统史诗的题材多为大众所知的传统故事，使观众能立即进入故事情节而不至于感到迷惑。

史诗

西方关于史诗的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范例的基础之上的， 关于史诗的研究是以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诗学为范式的。史诗与抒情诗、戏剧并称为西方文学的三个基本类型。西方史诗的发展脉络， 从古希腊的原创型史诗如荷马史诗开始， 到维吉尔的文人史诗创作， 秉承了希腊史诗的范例， 显示出清晰的历史脉络。一般认为文学史上对史诗、史诗性质的讨论始于欧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斯等古希腊哲人都论述过史诗， 但是， 直到16 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被重新发现， 人们才开始对史诗进行理论上的讨论。欧洲的古典学在史诗研究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学术传统。18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 开启了搜集和研究民间史诗的热潮， 促进了人们对史诗的起源、流传和创作等问题上的探索。从17 世纪晚期一直到18 世纪出现了对口传史诗的搜集和研究的热潮。沃尔夫(T. A. Wolf) 《荷马引论》( Prologomena adHomerum ， 1795) 表现出人们对荷马史诗产生背景的重新认识。这时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重新发现的古代史诗———《芬戈尔， 六卷古史诗》( Fingal ， an Ancient E. Poem in Six Books) ， 它归于凯尔特的民歌手莪相(Ossian) 名下， 可是它实际上是由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 ， 1736 —1796) 撰写的。这个事件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研究民间诗歌的兴趣。人们从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开始搜集凯尔特人的史诗。在芬兰， 诗人兼学者埃利亚斯·隆洛德( Elias LÊnnrot ， 1802 —1888)为他的民族找到了史诗《凯莱瓦拉》( Kalevala) 。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了口头传统的再发现。19 世纪中叶英国实现产业革命， 世界历史迈向现代工业社会。18 —19 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席卷欧洲大陆， 知识界形成颂扬民间文化、发掘民族精神的新思潮。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在中欧、东欧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斯拉夫民族和北欧诸民族， 他们将民俗学与独立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正当性结合起来。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众的诗歌之中， 因此， 对原始口头文化的发现， 开始于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 从此人们开始对口传的、半口传的， 以及源于口传的文化予以重视。如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 ，1785 —1863 ; William Grimm ， 1786 —1859) 便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在芬兰，《卡莱瓦拉》搜集历史开始于18 世纪， 19 世纪真正意义上的搜集已经展开。从此， 散见各地的史诗开始被搜集起来。1850 年—1860 年在芬兰开始了史诗搜集的新阶段。民俗学研究的介入是1870 年以后。芬兰学者在150 年的历史进程里搜集了许多的异文， 资料汇集于芬兰文学协会的民俗学档案馆， 形成壮观的史诗集成， 它们被陆续以芬兰语出版。 19 世纪中叶欧洲民俗学兴起， 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 又一次进入现代学者的视野，在方法论上开辟了史诗研究的新时代。19 世纪末俄国比较文艺学家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 —1906) 对亚里士多德以来以西方古典文学范本推演出来的规范化诗学提出挑战， 他根据浪漫主义者对民间口头诗歌的重新发现， 提出建构新的诗学的设想。他指出， 德国美学是根据经典作家的范例， 受作家文学哺育而成长的，荷马史诗对于它来说是史诗的理想， 由此产生关于个人创作的假设。希腊文学的明晰性体现于史诗、抒情诗与戏剧的序列， 这也就被当作规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维谢洛夫斯基所倡导的实证的而非抽象的、类型学的而非哲学和美学的研究范式， 在他以后的时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史诗研究的学术潜力并没有局限于古希腊的范例， 而是在口传史诗的领域里大大拓展了。

史诗

20 世纪史诗研究者从鲍勒(C. M. Bowra)开始， 注意到原生形态的(口传的) 史诗与拟制之作(书面文学的) 的区别， 扩大了英雄史诗的范围。帕里(Milman Parry) 和洛德(A. B.Lord) 把19 世纪以来的民族志学方法纳入古典诗学的领域， 他们在南斯拉夫发现了荷马史诗的类似物， 创立了口传史诗的诗学。从20 世纪后半叶开始， 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当代社会里， 发现了丰富的活形态史诗传统， 它们既不是古典史诗， 也不是西方史诗。 欧洲古典学在过去200 年来不断为如下问题困扰: 传说中荷马时代是否有书写? 如何解释史诗的不一致性? 如果没有文字的帮助， 如此长的史诗是怎样被创作、保存的? 如何看待关于史诗产生的神话和传说? 如何解释史诗中不同时代的文化沉积现象， 如方言和古语问题。研究表明，荷马时代是否有文字， 这和“荷马问题”并无关系; 将荷马史诗的作者向前推到前文字的口述时代， 这无疑是进步， 但是， 仍然有一个固定文本的信仰妨碍人们的思想。民间集体创作的思想，催生出多重作者的观点， 短歌说， 对原型的探寻……这些都没有触及到口头诗歌的本质。帕里、洛德以来西方口头传统研究， 主要涉及民俗学的题材样式、形式、主题， 民间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的趋同性和趋异性， 如何界定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经典， 以及民间艺人的表演和创作等问题。在半个世纪以来，帕里和洛德等一派学者把荷马史诗这样的古代经典， 放在一个史诗传统中来研究， 他们认为荷马史诗文本的背后， 存在一个制度化的表演传统， 指出这一传统曾经是活形态的、口头的。他们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荷马史诗的研究中， 试图解决荷马史诗的创作、作者和年代问题。他们把语言和文本作为主要的经验的现实， 选择表演、表演的文化语境作为荷马史诗的主要问题， 依靠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寻求古典学的新突破来欧美口头传统研究者在几个关键问题上， 对于19 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的许多观念进行了反思，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跨学科的， 这种反思不仅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误区， 更有意义的是提出了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到上个世纪末， 劳里·航柯(Lauri Honko)对印度西里人(Siri) 的口传史诗的研究， 标志着西方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移。在他看来，史诗的范例是多样的， 他在史诗与特定的传统社区的紧密联系中发现了史诗的活力， 他提出的关于史诗的新观念， 贯彻了文化多样性的思想。由此可以预示， 21世纪的史诗研究将是多元化的。以往那种以荷马史诗为范例， 取例西方的史诗研究范式， 将逐渐成为历史。

西方史诗的传入

史诗

最早将西方史诗介绍到中国的是外国传教士。19 世纪后期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略权益的扩大， 外国传教士取得了在内地自由传教的特权。他们在自己所创办的报刊如《六合丛谈》、《万国公报》和《中西闻见录》上， 陆续介绍了古希腊史诗。在这一时期的汉文译述里，人们多用“诗史”一词指称古希腊荷马的两部英雄诗歌。应该说， 传教士们对于荷马史诗的产生时代、作者、内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主要方面， 都做了比较准确的介绍。在中国， “epic”一词的汉文对应词分别有“叙史事诗”、“诗史”、“史诗”、“故事诗”等。早期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 在接受西方的史诗观念时， 主要还是取例西方， 同时又赋予了很强的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色彩。清末民初以来， 在与东西方列强的对抗过程中， 中华民族作为“国族” (nation state) 的观念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开始蔓延， 浪漫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作家希望通过神话来重建民族的历史， 对照域外史诗传统， 试图重新唤起中国古代的“诗史”精神， 寻求一种能够提升和强化民族精神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宏大叙事”。当然， 单从学术角度来看， 这些20 世纪之初的中国知识人对于史诗的认识不免还有许多历史局限。他们对外来史诗传统中的宗教神圣性和口头叙事特点缺少深刻的理解， 他们主要是基于中国的传统国学的话语来理解史诗这一文类，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 早期的知识分子谈到史诗， 往往“取例”西方， 与中国古代经典相比附， 没有摆脱文人文学的窠臼。早在1903 年梁启超就发现“泰西诗家之诗， 一诗动辄数万言”， 而“中国之诗， 最长者如《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之类， 罕过二三千言外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 盛赞黄遵宪《锡兰岛卧佛》诗具有西方史诗的特点， 以有限的文字叙写深广的历史内涵， 既具“诗情”， 更兼“史性”， 足堪“诗史”之称。王国维也慨叹中国没有荷马这样“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作家。王国维说中国“叙事的文学(谓叙史事诗、诗史、戏曲等， 非谓散文也) ， 尚在幼稚之时代”。胡适和陈寅恪对于史诗的阐述， 已经透彻地揭示了史诗作为文类的一些根本特点。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指出: “故事诗( Epic) 在中国起来的很迟， 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的现象……纯粹故事诗的产生不在于文人阶级而在于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民间。”陈寅恪在论及中国的弹词时， 把它与印度和希腊史诗做比较， 他指出“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 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 其精深大， 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 然止就文体而论， 实未有差异。”陈寅恪对于弹词的文类界定， 自有其精审之处， 也反映出他对史诗的理解是十分到位的。在史诗的宏大叙事之外， 指出这一文类的庄严性和神圣性。任乃强在上世纪40年代研究过《格萨尔》， 指称它是一部“诗史”、“历史小说”、“如汉之宝卷”、“弘扬佛法之理想小说”等。 他基本上认识到史诗的历史性内容、宗教认同意识和诗性的叙事特点。但是， 尽管他给《格萨尔》贴了许多标签， 每一个标签也只能反映出史诗的某一特点。

中国史诗研究

中国的史诗研究自20世纪80 年代开始重新起步， 绝大多数的著作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出发， 结合民族学有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作为参照， 根据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样的观念， 探讨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的产生时代， 进而说明具体史诗作品的历史源流。民间文学研究者根据以往的专业知识， 认为史诗是在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 认为史诗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 主要从史诗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来界定史诗的性质和特点， 即它产生于民族形成的童年期， 是各民族人民的百科全书， 认识到由于史诗表达民族或宗教认同内容而形成的庄严性。钟敬文认为“史诗， 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诗的语言， 记叙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 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 所以， 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生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一部民族史诗， 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

中国文艺界对于史诗的认识， 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对希腊古典史诗的论述为依据的。归入荷马名下的两部史诗其产生年代相当于中国的《诗经》时代。荷马史诗的古典形式具有初民的口传文化的原创特点， 它是诗性智慧的创造物， 它是不可再生的。人们反复引用马克思的下面的话，“就某些艺术形式， 例如史诗来说， 甚至谁都承认: 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 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 因此， 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 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 严格意义上的史诗， 是古典形式的英雄史诗。又因为史诗只能产生于人类历史的童年时代， 进而把后来阶级社会产生的一些歌颂英雄的叙事长诗排除在史诗之外。中国史诗学界对史诗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做了大量研究， 但是， 其中最大的收获也只剩下一些笼统的结论———史诗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或者是英雄时代。 史诗可分为两大类，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创世史诗， 也有人称作是“原始性”史诗或神话史诗。这些作品内容基本相同， 主要叙述了古代人所设想和追忆的天地日月的形成， 人类的产生， 家畜和各种农作物的来源以及早期社会人们的生活。英雄史诗是以民族英雄斗争故事为主要题材的史诗。它产生于恩格斯所说的“军事民主制”和“英雄时代”，这时候， 氏族、部落的力量壮大起来， 足以形成与自然和异族敌人的对抗。口头流传的活形态是中国史诗的一大特征。其次， 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 各民族的史诗表现出多元、多层次的文化史的内容， 早期史诗与创世神话和原始信仰关系紧密， 关于氏族复仇、部落征战和民族迁徙的史诗又与世俗化的英雄崇拜联系起来，表现出英雄诗歌的特点。有些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仍然有新的史诗不断产生。关于史诗的源流、各种传播形态、文本类型， 它们的艺术特点、文化根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 都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大多数史诗是在20 世纪50 年代后才被陆续发现的;而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出版， 还是近30 年的事情。中国史诗研究起步更晚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开始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把史诗认定为民间文艺样式， 这还是1949 年以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观念的影响的结果。20 世纪80 年代后， 学术界开始把史诗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样式来研究， 其中受人类学派的影响最大。进入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 学者们开始树立“活形态”的史诗观， 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传统的范畴。其中，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成为“中国三大传统史诗”。

公元前

公元前20世纪

《吉尔伽美什》 (苏美尔神话)

公元前19世纪

《罗摩衍那》 (印度神话)

公元前1316年

史诗

《摩诃婆罗多》 (薄伽梵歌是其中一篇) (印度神话)公元前8世纪

荷马的《伊利亚特》 (希腊神话)

荷马的《奥德赛》 (希腊神话)

公元前1世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古罗马史诗)

公元

9世纪

《贝奥武夫》(克尔特神话)

萨逊的《大卫》 (亚美尼亚史诗)

10世纪

菲尔多西的《列王纪》(波斯史诗)

11世纪

《罗兰之歌》(法兰西史诗)

12世纪

《熙德之歌 》(西班牙史诗)

《伊戈尔出征记》(俄罗斯史诗)

绍·鲁斯塔维里的《虎皮武士》(格鲁吉亚史诗)

13世纪

爱达(北欧神话)

萨迦(北欧史诗)

《尼伯龙根之歌》(日耳曼民间传说)

《格萨尔王传》(西藏史诗)

14世纪

但丁的《神曲》

1516年：路德维柯·阿里奥斯托的《愤怒的奥兰多》

1596年：埃德蒙·斯宾塞的《仙后》

1667年：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

19世纪

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高乔人马丁·菲耶罗》(1872年)和《马丁·菲耶罗归来》(1879年) (阿根廷史诗)

唐璜

乔治·戈登·拜伦的《唐·璜》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克拉瑞尔》

1835年：埃利亚斯·伦洛特的《卡莱瓦拉》 (芬兰神话)

20世纪

G·K·切斯特顿的《白马之歌》

艾兹拉·庞德的诗章

非洲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