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史》（朝鲜语：고려사），为朝鲜王朝官纂纪传体史书，郑麟趾编纂，总计139卷，含目录2卷。仿中国正史体例，以纪传体记述了高丽王朝一代的治乱兴衰和典章文物，体例严谨，繁简适宜。《高丽史》所保存的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交涉的表笺、奏章等大量珍贵的史料，不仅可以弥补中国所编纂的《宋史》《辽史》和《金史》《元史》等正史之不足，而且，《高丽史》所载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初以及日本关系之史料，对于探讨10至14世纪朝鲜半岛和中国、日本的关系以及东亚区域史之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书名：高丽史

别名：고려사

作者：郑麟趾

类别：纪传体史书

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451年

ISBN：9787562165958

《高丽史》的编纂，前后经历朝鲜王朝太祖、定宗、太宗、世宗、文宗等五朝，于文宗元年（1451）八月最终完成。《高丽史》编撰从开始到完成大体过程如下：太祖四年（1395），郑道传、郑总编撰《高丽国史》，其编纂过程中使用了《高丽王朝实录》、高丽末期“史草”及闵渍的《本朝编年纲目》，李仁复、李穑《金镜录》，李齐贤《史略》等史料文献。太宗十四年（1414），河仑、南在、李叔蕃、卞季良等对此书进行了改修。世宗即位后，数次改修高丽史：柳观、卞季良于世宗即位年（1418）至世宗三年（1421），柳观、尹淮于世宗五年（1423）至六年（1424）改修《高丽国史》为《雠校高丽史》，权踶、安止、南秀文等则从世宗十三年（1431）开始，在《雠校高丽史》基础上继续改修，于世宗二十四年（1442）修成《高丽史全文》，此后几经改修，于世宗三十年（1448）铸字刊印，但并未颁赐。世宗三十一年（1449），金宗瑞、郑麟趾、李先齐、郑昌孙等人改修《高丽史全文》，并于文宗元年（1451）以纪传体的方式，重新编撰完成《高丽史》，至此，纪传体《高丽史》正式问世。

《高丽史》

高丽史-地理志

《高丽史》

《高丽史》分为朝鲜端宗时初刊的甲寅字本和朝鲜成宗时重刊的乙亥字本。壬辰倭乱后，甲寅字本荡然无存，光海君又刊刻木板本《高丽史》。由于《高丽史》中载有前朝逆乱之事、僭称之事、近代之事，朝鲜王朝不愿广布。

燕山君时期，《高丽史》由金辅传至明朝。清代纪昀曾对朝鲜使者徐浩修表示自己收藏过《高丽史》。

《高丽史》，计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传五十卷，目录二卷，通计一百三十九卷，以“稽遗迹于前代，仅能存笔削之功；揭明鉴于后人，期不没善恶之实”。以下就《高丽史》有关体例略作论析如下：

世家：《高丽史》世家四十六卷，相当于中国正史纪传体之本纪，惟以名分论，高丽国王比照诸侯名分，降为世家，然高丽诸王从太祖王建至恭让王，凡三十四代国王，世家唯纪三十二代，故以辛顒王和辛昌王非正统故，降而为列传。盖反映了朝鲜初期，随着对明朝“事大”外交的确立，儒家性理学已经成为主流社会思潮，不过，《高丽史》虽曰重名分，然“凡称宗、称陛下、太后、太子、节日、制诏之类，虽涉僭踰，今从当时所称书之，以存其实”，显然是受到世宗国王的影响。世宗国王对郑道传、卞季良等以性理学名分改撰《高丽史》十分不满，屡次下诏要求重修，“但当据事直书，褒贬自见，足以传信于后，不必为前代之君，欲掩其实，轻有追改，以没其实也。其改宗称王，可从《实录》，庙号谥号，不没其实。凡例所改，以此为准……乃命（柳）观及（尹）淮，并将道传所改，悉从旧文”。史官李齐贤等亦主张：“太子太傅等号，当时官制；制敇诏赦，当时所称也。虽曰正名分，与《春秋》郊褅、大雩同垂，以为鉴戒，何可更改以没其实?”在世宗的干预下，《高丽史》世家虽或“语涉僭踰”，然仍从当时《实录》所称书之。故今本世家在朝鲜王朝性理学盛行的情况下，仍体现了据事直书的修史原则。

志：《高丽史》志，凡三十九卷，分为十二志，其中天文志3卷，历志3卷，五行志3卷，地理志3卷，礼志11卷，乐志2卷，舆服志1卷，选举志3卷，百官志2卷，食货志3卷，兵志3卷，刑法志2卷。《高丽史》志的分类，大体渊源于《元史》各志，即“准《元史》条分类聚，使览者易考焉。”由于高丽制度条格，史多缺略，故史官纂修《高丽史》诸志之史料来源主要是《古今详定礼式目编修录》及诸家杂录等，其礼乐诸志较详，考《高丽史》卷59《礼志一》谓：“今据史编及详定礼，旁采《周官》六翼、《式目编录》，《藩国礼仪》等书，分纂吉凶军兵嘉五礼，作《礼志》。”尤其珍贵的是在《高丽史·乐志》中还完整保留了中国早已失传的雅乐曲谱，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即此谓也。此外，《高丽史》诸志条目和编纂顺序虽渊源于《元史》，然由于史料匮乏，缺少《元史》中《河渠志》条目，《元史》之《祭祀志》则以礼乐志代之。自宋代以前正史，史书多有《经籍志》或《艺文志》，然《元史》不设《艺文志》，故《高丽史》效法《元史》体例，亦无《艺文志》，遂使高丽一代文物典籍难以稽考，殊为遗憾。高丽举国佞佛，然亦不作《释老志》，其高僧大德事迹，多记载于有关列传。显然，这与朝鲜王朝排佛、崇尚儒家性理学的思潮有关。

《高丽史》表仅有2卷，与中国历代正史表即多且复杂相比较差异较大，《高丽史》表的修纂较为简略，其纂修原则据《纂修〈高丽史〉凡例》称：“按历代史表，详略有异。今纂《高丽史》表，准金富轼《三国史》，只作年表。”根据《三国史记》所谓“其始终可得而考焉，作三国年表”之记载，可证《高丽史》卷86《年表一》“其始终有可考焉，作年表”，其体例当渊源于《三国史记》之年表。即依据高丽太祖崛起直至恭让王历代国王的年数，附录以大事记，故《高丽史》表，实为君王历年大事记，体现了以修纂史官以君主为历史活动中心的认识。

列传：《高丽史》列传共有50卷，其中后妃传1-2卷，宗室传（附公主传）3-4卷，诸臣传5-33卷，良吏传、忠义传、孝友传、列女传34卷，方技传、宦者传、酷吏传35卷，佞幸传36-37卷，奸臣传38-39卷，叛逆传40-50卷。其中诸臣传占29卷，数量最为庞大，共收录人物770名，附传238名，共计1008名。其体例据《纂修〈高丽史〉凡例》称：“首以后妃，次宗室，次诸臣，终之以叛逆。其有事功卓异者，虽父子别传，余各以类附。辛禑父子以逆旽之孽，窃位十六年，今准《汉书·王莽传》降为列传，以严讨贼之意。”列传体例，亦主要渊源于《元史》之体例，据《纂修〈元史〉凡例》载：“按史传之目，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诸王，亲也；次以一代诸臣，善恶之总也；次以叛逆，成败之规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然诸臣之传，历代名目，又自增减不同。今修《元史》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故《高丽史》列传亦“首以后妃，次宗室，次诸臣”编排。然亦有与《元史》体例相异者，如《元史》有儒学、隐逸、释老、工艺、外夷传，《高丽史》全无，而据《新唐书》增补以酷吏传，据《宋史》增补以佞幸传，《元史》之叛臣、逆臣传，《高丽史》则统称为叛逆传。此外，辛禑父子由世家降为列传，则是依据《汉书·王莽传》的体例。《高丽史》列传的修纂者，多为朝鲜初期主张儒学性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如崔恒、朴彭年、申叔舟、柳诚源、李克堪等，其中崔恒、朴彭年、柳诚源亦是主张采用纪传体修纂《高丽史》的史官。因此，以儒家性理学理念对列传加以编纂，并以性理学臧否人物是非得失，则成为《高丽史》列传的重要特色。

论赞：《高丽史》仿《元史》体例，不设论赞。据《纂修高丽史凡例》谓：“今纂《高丽史》准《元史》不作论赞。惟世家旧有李齐贤等赞，今仍之。”高丽忠穆王时，尝命李齐贤在闵渍所撰《本朝编年纲目》的基础上修纂高丽王朝编年史，据李德懋《青庄馆全书》载：“忠穆王以闵渍所撰《纲目》多所缺漏，命李齐贤等更撰《世代编年》以进。”李齐贤重修之书名，亦称为《高丽史略》，原名《纪年传志》。据李齐贤《益斋集》谓其：“撰国史于家，史官及三馆皆会焉。后国史逸于兵燹。又选《金镜录》，又病国史不备，撰《纪年传志》，后散失于红贼之乱。惟自太祖至肃宗纪年在。”故李齐贤所撰《史略》，实为高丽太祖至肃宗之编年史，后成为朝鲜太祖李成桂命郑道传、郑总等修纂《高丽史》的重要史源之一。郑总《复斋集》谓：“高丽氏自始祖以来，历代皆有实录，然其书出于兵火之余，多所遗失。至恭愍王朝，侍中致仕李齐贤撰《史略》，止于肃王；兴安君李仁复、韩山君李穑撰《金镜录》，止于靖王，而皆失于疏略。其它则未有成书也。”故《高丽史》世家部分论赞，仍以李齐贤《史略》之史论为依据加以编纂。其余部分，则不作论赞。